萧红

1911年（宣统三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

1916年（民国五年），外祖父将萧红学名改为张廼莹。

1919年，生母姜玉兰感染霍乱病故。父亲张廷举续娶梁亚兰，即萧红继母。

1920年，入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俗称龙王庙小学，现为萧红小学）女生班读初小。

1924年，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校女生部读高小。后转入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

1927年，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就读。萧红喜欢文学和绘画，在校刊上发表过署名悄吟的抒情诗。

1928年，哈尔滨市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发起反日护路游行示威活动，即“一一九”运动。萧红参加游行，主动担任宣传员。

1933年3月，参加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两幅粉笔画。4月，以悄吟为笔名发表小说《弃儿》，是萧红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随后发表诸多作品，踏上文学征程。

1933年7月，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萧红、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两人，一起住在观象一路1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两人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被称赞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1935年12月，《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一举成名。

1936年6月15日，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67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1936年10月19日，发表《海外的悲悼》等诸多作品用以怀念。

1937年1月，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李明武）、舒群见面，后又回到上海，此时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参与了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9月，萧红、萧军撤往武汉，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萧红创作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1938年11月，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产后第四天，萧红称孩子头天夜里抽风而死。产后萧红回到重庆，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40年9月1日，《呼兰河传》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连载完毕。

1941年4月，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10月，住院打空气针治疗。11月底，因受医院冷遇，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为喉瘤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次日，萧红精神渐复，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女校设立的临时医院。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病逝，享年31岁。

（作品信息来源）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风景并不受旧的形式束缚。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萧红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认为作家是超阶级的，作家应该为人类而写作。即便是在抗战救亡时期，她也拒绝使小说直通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萧红的创作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具有自己成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萧红能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前提。萧红创作之初确实接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有着些许左翼文学激进的色彩，对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底层的被阶级和男性双层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其作品人物多以女性、儿童、老人为主，而女性更为常见，女权主义思想日渐成熟。但是，萧红的创作与流行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又有着很大差异，她的阶级观念不但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是强势与弱势的对立。抛开“抗日”的政治内容，她的《生死场》依然有直逼人心的惊心动魄的力量。从直接面对人的生存层面说话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或许比鲁迅走得更远、体验得更深、离信仰更近。

1942年1月22日，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蕻良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蕻良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安葬。当时内地反右，端木蕻良正在接受审查，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纪念萧红，向党致敬！》以示心迹，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

文革后，端木蕻良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无法辨认。1995年3月，端木蕻良收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20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蕻良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

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端木蕻良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以上信息来源）

萧红曾这样解读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未婚夫叫汪恩甲。这人相貌堂堂，师范毕业，萧红对他也很是倾心。但是，萧红在初中毕业后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读高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萧红不服，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表示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萧红败诉。不过，萧红后来还是原谅了汪恩甲。1931年（民国二十年），两人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有了身孕。但是，当萧红临产期近，汪恩甲却突然失踪，令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一种说法认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交房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遭遇了意外。

萧红怀孕时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位文学青年因此开始了相互爱慕。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松花江决堤，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出水困。不久萧红进医院分娩，但她无力抚养孩子，将孩子送人，这个孩子后来夭折了。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当地的欧罗巴旅馆，开始了一段贫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时，萧红也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黄金期。但是，萧军有些大男子主义，他个性粗暴，而且情感轻浮，在两年里先后跟三个女子有暧昧。而且，他并未拿萧红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两人从哈尔滨结伴去青岛，最后又到了上海，但最终，萧红还是向萧军提出分手，结束了这段既爱且痛的恋情。1986年夏天，萧军重来青岛，被问及当年与萧红相处时，他提及“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并亲口承认“打过萧红”。

端木蕻良曾是萧红和萧军共同的朋友。跟粗犷的萧军不同，端木蕻良性情阴柔，他还曾称赞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越萧军，让萧红找回了久违的自尊。当萧红终于下定决心跟萧军分手时，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但她和端木蕻良仍于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对这段感情，萧红曾经这样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但是，端木蕻良的个性和他过去的优越生活决定了他并非很好的照顾者。有人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离开萧红，但据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所解释，端木蕻良离开萧红是为了外出购买食品和药物，并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1987年，端木蕻良曾到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下“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的悼念之词。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在香港期间，端木蕻良帮助了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骆宾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但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蕻良和萧红辞行时，端木蕻良却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根据骆宾基的记载，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他始终守护在萧红身边。至于骆宾基跟萧红之间是否有男女之情，其后人始终表示否认。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4日，遗体在香港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一部分骨灰被葬于香港的浅水湾，剩余骨灰葬于圣士提反女校后院土山坡下。

1957年8月15日，经中日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倡议，迁葬悼念仪式在广州市大德路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革命公墓，重新安葬。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现辟为萧红纪念馆，1986年端午节开放，并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信函，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毗邻萧红故居。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于2011年6月6号建成对外开放，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地上地下两层展区面积为1600平方米。展览内容共分为“呼兰河畔”“漂泊岁月”“书香恒久”三大部分。纪念馆主题色调以灰色为主，阶梯造型的窗户象征书架、重叠式的屋顶象征翻开的书籍、31面装饰性窗户隐喻萧红31年短暂而传奇的人生经历。

1997年，香港客居作家高旅将珍藏的一副萧红女士画像捐赠给香港的中央图书馆。此画为北京画院院长尹瘦石先生根据萧红早年照片摹绘，还有诗人聂绀弩先生吊诗六首，由诗人陈迩冬先生书写，另有聂绀弩眉题诗成一立轴，帧集书法、诗词、绘画三绝于一身。高旅先生自1964年珍藏此画，因希望此画能长期保存常年陈列，而萧红曾居香港且在港病故，与香港有一段文学因缘，决定无条件捐赠给香港。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林贤治（诗人、学者）：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夏志清（文学评论家）：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葛浩文（美国汉学家）：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

张耀杰（学者、传记作家）：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学者、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萧红的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鲁迅还评价萧红在《生死场》中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茅盾（作家、文学评论家）：评价《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