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娃

2007年8月8日，立秋。

听说有记者采访自己，罗娃刻意去街上一个经常赊账的饭店里借了块胰子，认真洗了把脸。所以，罗娃站在记者面前时，散发出一股当地肥皂特有的味道——不是很香，但也不刺鼻，甚至有几分剃须泡沫的味道。

事实上，罗娃那天真的认真刮了胡子。剃须的工具是借别人的一把剪子——为了刮掉胡子，他在门前的一块山岩上磨了40分钟。最后，他成功地去掉了两鬓和颔下仅有的几十根胡须。几个月前，大夫告诉了他胡子不旺的原因：肝部肿大、胰腺发炎、气管炎、肺气肿、胆结石、肾结石、甲亢、低氮白血症等十种重病，严重影响了他的荷尔蒙分泌。

大夫还偷偷告诉陪罗娃检查身体的江津市四面山管委会民政干部佘光荣：得赶紧给他做手术啊，这样下去人可就不行了，也就两年的光景吧……

罗娃一贫如洗。他不可能给自己治病，甚至没有填饱肚子的能力。

然而，在小镇上，没有人讨厌这个身染多种传染恶疾的中年男人。

“罗娃子人不坏哦，从不讨人嫌、也不乞讨，只要看见谁需要帮忙都主动上去帮帮，还帮我婆姨从汽车站拎过好多次行李哩!”四面山镇“好味道饭店”老板唐德贵，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说。

“罗娃人真的不坏哟，他不是那种游手好闲的人，也不惹是生非。人嘛，还倒挺勤快的，上一次‘保外就医’时，我还给他找了个给烧烤摊老板儿放羊的工作，他干得很起劲嘞。”时任四面山派出所指导员邹井云，认真纠正着人们对“服刑犯人”的偏见。

两年前，邹井云曾用如下100余字记载了罗娃的前半生:1965年出生在江津市一个林场伐木工人家庭，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不幸的是姐姐和弟弟先后去世。从小在贫困生活中长大的他在父亲退休后，接班在农场工作。期间，还有了一次恋爱。然而此后不久，他便因酗酒斗殴入狱六年。1992年的8月，罗娃第一次犯罪。

那一年他和恋爱了两年的女友为一封情书的用词是否贴切大吵了一架。晚上几名林场的工友邀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从床下拿出两瓶白酒随人流走进了一家小饭馆。酒后，他和工友发生了争吵，罗娃操起了饭馆后厨的菜刀。

工友被鉴定为重伤。罗娃在第二天酒醒的时候被送进了看守所，法院判决他入狱六年。

恢复自由的那天晚上，他打听到曾经的女友早已经远嫁他乡，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痛苦的罗娃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列车。打工12个月后，罗娃给自己积攒了1000块钱。由于挂心唯一的亲人，罗娃于1999年的年底回到了重庆老家，并决心为年迈的父亲尽孝。

然而就在此时，他病倒在父亲的床榻前，花光了所有积攒的钱后，罗娃想到了偷。

农村最值钱的东西是牛，因为它是山区不可取代的劳动工具。忍着腹部剧痛的罗娃，那天起了个大早，并在寒冷的冬夜里钻进了邻村的牛棚。牛不好偷，但是很好卖，罗娃很快得到了1300块钱的赃款。

之后，他匆忙跑到医院给自己治病。由于口袋里的钱不够做手术，他只得拿着药方跑到医院附近的药店买了药，一溜烟地跑回家。48小时后，警察就找到了刚刚服用过5次药的罗娃。

“第一次偷东西嘛，也没有什么经验，警察沿着牛蹄印，两天就把我抓住了。”罗娃说。这次，他被判了三年刑。在监狱里，罗娃的病发作了,“没有想到监狱的大夫开始给我吃药、打针，几个月下来病竟然好了许多！我当时很高兴，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监狱有什么规定，像我这样的罪犯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治疗。”

罗娃谈起在监狱的意外收获时，眼里闪烁着万分欣喜的希冀。

2003年10月，罗娃第二次走出监狱。10个月后，他的老父亲离开人世。孑然一身的罗娃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甚至给自己定了“三年内开镇上最好饭店”的目标。

然而，病痛很快摧毁了罗娃所有的幻想。丧父之痛和五脏六腑的剧痛相互迭加，让身高1.78米的罗娃佝偻成一个矮子。

没有钱，只有病的罗娃想到了监狱，还有监狱里的大夫和药。于是，他再次偷牛。有了第一次的作案经历，这次罗娃更是得心应手——趁着黑夜，忍着剧痛，他牵着黄牛一会走土路、泥路，一会走柏油路、水泥路，因为这样可以给警察留下更多的线索，以方便自己尽快被抓。天亮的时候，罗娃走到了较远处的一个山脚下，警察很快循迹而至。

“我不想坐牢，但是我更想看病，警察抓住我的那一刻，我感到心里很踏实。你看，这样牛还给失主了，我也被抓了，我谁也没有伤害。”罗娃似乎很得意自己的设计。罗娃这次被判了1年零10个月。例行身体检查时，病情被监狱的大夫发现——这是在罗娃预料之中的。江津区法院公布的数字显示，自2004年9月开始的1年10个月刑期里，他们共为罗娃花去各种医疗费用3000元以上。“无忧虑生活”很快到头了。罗娃离开了监狱，他不想离开这里。“我很想离开，因为我渴望自由。但我更不想死。对于我来说，没有生命，自由还有什么意义?”

被释放后，罗娃径直来到派出所，找到了时为副所长的邹井云。“我想让你给我开个后门，给我安排个工作，我不能就这么饿着吧?”邹井云被气乐了，但还是答应了罗娃的请求。不久，罗娃就到镇上的一个烧烤摊上给人家放羊。一天20块钱的报酬，让罗娃欣喜不已。不过在山区放羊可没有那么容易——罗娃需要一大早就把十多只羊一只只扛上山顶的平地上，黄昏时他再把它们扛回羊圈。“他很卖力地放羊，从不偷懒，并且为人勤快、善良，是典型的山区良民形象。”邹井云说。但病魔让罗娃丢了这个工作，罗娃渐渐无力扛羊。罗娃再次决定偷牛。

于是一切照例,2006年2月的一个凌晨，罗娃一手捂着肚子，一手从邻村的牛舍里牵出一只耕牛。警察如期而至。

然而这次他的如意算盘却打空了：被江津法院判处一年零10个月有期徒刑后，罗娃当即被有关方面“保外就医”,安排到四面山监外执行“就医”。“你们把我送进监狱里吧，求求你了！这样不是要我死吗？你们这样做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我要告你们!”2007年8月，罗娃当着记者的面冲着邹井云大呼小叫。看着恼怒不已、张牙舞爪的罗娃，邹井云副所长表情复杂。“那个时候，他身体基本到了无法自理的地步，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钱，也没有人照顾，罗娃当时咋个过的啊?”和罗娃同岁、一直被罗娃叫做“嫂子”的佘光荣湿着眼睛说。

为了不让罗娃就这么活活饿死，在管委会负责民政救济的佘光荣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违规为罗娃申请低保救济。这个决定还得到了当地派出所的支持，很快邹井云就为罗娃开好了民政部门所需要的各种证明材料。

要知道，这时罗娃还是一个处在“保外就医”期间的服刑犯，根本没资格申请低保。

佘光荣和邹井云硬着头皮，先后五次给罗娃递交了低保申请。

2008年2月11日，低保终于申请成功。这时，距离罗娃最终服刑期满尚有4个月零6天。

“那一段时间，他过得很舒服，可以看得出来。有时还哼着小曲到街上四处逛逛，偶尔看见别人需要帮忙，也会主动上前招呼，看来每月的低保救济真的帮了他的大忙。”四面山派出所社区民警彭小奇回忆说。

“本来申请的时候是每月150元，后来我们感觉确实不够他用。我把给他的救济款调到了最高的一档，这样一个月他可以拿到的就是275元了。这是政府对他最高的救济标准了，也算是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吧?”民政干部段飞说。

有钱之后的罗娃为了省下更多的钱买药，把很多好心人捐给自己的、质量好点的物品重新扛回了超市。

在四面山森林资源管理局工作的刘仁福,2008年6月份专程跑到大型超市给罗娃买了一袋“珍珠大米”。第二天罗娃就吃力地扛着这袋25公斤的米来到超市，软磨硬泡硬是换回了两袋同等重量的本地产大米。

会过日子的罗娃，生活中还非常渴望参与集体活动。他走进了老年人经常打牌的活动中心，那次他和镇上的其他人地玩了一下午的“双升”。

“那天罗娃高兴地张牙舞爪，兴奋得不得了啊!”牌友回忆说。

那天他输了5块钱，但是却玩得很开心。不过听说罗娃参与“赌博”后，帮助过罗娃的人都很生气。

“嫂子”佘光荣严厉批评了罗娃:“你现在看病都困难，那几个钱够你用吗？你想想看，怎么能够去‘赌’呢，罗娃你这样下去可是自己害自己啊!”

从那次以后，罗娃再没有打过牌，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他染的这些病都不轻，每种病都可以让他丢掉性命。要是能够手术就好了，通过手术治疗的话，应该还有很大希望。”长期关注罗娃命运的《重庆时报》记者毛仁东，在咨询过大夫后作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政府能建立起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医疗保障体系，我想罗娃还是能够做手术的。做了手术，罗娃就能够真正的重新做人。不然总是背着一身重病，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罗娃，对不对?”佘光荣分析说。

根据重庆市江津区官方网站提供的消息，该地区针对普通百姓的“合作医疗制度”自2009年初开始在各城镇、农村大规模普及。这个医疗报销标准规定，百姓患重病、大病时，最高可以报销3万元左右。

然而罗娃没有等到这一天。

2008年11月11日凌晨，在和疾病斗争了多年后，罗娃离开了人世。江津区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搬动他的时候发现，死去的罗娃手中还紧紧握着那本“低保救济凭证”。

“他真的不想死，他有很强的求生欲望。他走那天，我没敢去那个小屋里看他最后一眼，没敢……”邹井云说。

“听说他死的消息后，我心里很难过。以后，恐怕再也没有人用憨憨的声调怯怯地叫我‘嫂子’了，罗娃本不该死的啊，可是他好像也没有不死的理由……”佘光荣抹了一把眼泪。

“罗娃死了也好，比他成天捂着肚子痛苦地嗷嗷叫总是要好些，因为现在他再没有痛苦了……”唐德贵边给客人倒水，边小声嘟囔。罗娃就这么死了，在他生活了43年的故土上，他甚至没有能力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坟头。由于没有人认领骨灰，江津市殡仪馆按照“无主灰”的规定深埋在距离火化车间仅300米的山丘上。那个山丘如今已被铲车推平，上面铺设了黝黑的柏油和石子儿。在江津市的地图上，这条路叫迎宾大道。被忽略的还有他的大名——罗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