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宣统二年（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回国。

民国七年（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民国十年(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并结识了后成为一代外交与文化大家的厉麟似。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上海与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二人育有三女，一生相濡以沫。

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民国十九年（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

1957年，眼疾开始治疗。

1962年，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

1969年10月7日病逝于广州。同年11月21日，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在安排完一切后事后安详辞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魏晋南北朝

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诠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陈寅恪传》）：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学家卞僧慧：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宝成：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祖父：陈宝箴，晚清维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抚。

父：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

母：俞明诗，山阴俞明震（恪士）之妹，俞大维之姑母。能诗而擅鼓琴，有《神雪馆诗集》（未刊）。

兄弟：陈衡恪、陈隆恪、陈方恪、陈登恪。

妹：陈正午（俞大维之妻）。

夫人：唐筼，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子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镌刻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34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2007年，中山大学开始着手陈寅恪故居的修缮工作。

2008年9月，历史系主任刘志伟起草《中山大学建立“陈寅恪故居陈列馆”项目计划》，确定在旧居基础上建设“陈寅恪故居陈列馆”。校方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力求将其恢复至建筑之初的样貌。10月7日，刘銮雄慈善基金向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资港币200万元，用于陈寅恪故居的修缮和陈列馆的建立费用。

2009年10月7日，陈寅恪教授逝世40周年纪念日，陈列馆完成修缮，大厅内陈列着陈寅恪手拄拐杖傲视前方的半身塑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题写了“陈寅恪故居”的门匾。而在楼外左侧墙上，依旧是那块见证风雨的门牌：“东南区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