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

1868年，出生于苏州。

1872年，长天花成了麻子。

1873年，举家迁往上海。

1876年，入私塾读书。

1881年，其父黄炳泉过世，黄金荣进入孟姜堂寺庙打杂。

1884年，在其姐夫黄全浦开的瑞嘉堂裱褙店当学徒。

1887年，学徒出师，在南门内一家新开不久的“笺扇庄”做司务。

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低微、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民国时期的上海闻人、青帮大亨杜月笙，有两处招牌性场所：一是杜公馆，算作他的住宅和指挥部；另一个是杜家祠堂，那是他光耀门庭、显示财力的象征。1931年6月9日至11日，杜月笙在新落成的杜家祠堂摆堂会，几乎请齐了所有京剧名角献艺。前后三天时间，堂会宴请了万名宾客和乡亲，摆了1200多桌酒席，堪称“古今天下第一堂会”。进巡捕房当差的黄金荣，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黄金荣自幼不爱读书，擅长与地痞流氓交往。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这时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32岁。他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也就是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荣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人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1949年，黄金荣的儿媳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82岁的黄金荣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或去台湾，或留上海。最终，黄金荣留了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的处世信条，反正来日无多，听天由命吧。但黄金荣心里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地区，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人民群众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受到共产党的如此宽待，一时之间杀黄呼声响彻云天。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老板划清界线。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千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黄金荣每日吸大烟、搓麻将，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几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发展有利。

根据这一方针，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结果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黄金荣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

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黄金荣扫大街”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旧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这一消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躲过一劫。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两年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

露兰春本是黄金荣门生张师的养女，常来黄公馆串门，平日也喜欢去听戏。她生得聪明伶俐，没多久就学会几句老生戏和青衣。当时已经50多岁的黄金荣对露兰春一见倾心，决定让年仅14岁的露兰春在舞台登场演出，捧她出道。黄金荣对此不遗余力，一连两个月，亲自下戏馆为她捧场，又甩出大叠银洋，要各报馆不惜工本地捧露兰春。他还亲自为她张罗演主角、灌唱片。一时间，上海各大小报纸上纷纷刊出露兰春的俏影玉照。她的名声压倒了上海红伶小金玲和粉菊花。

浙江督军、军阀卢永祥的大儿子、上海滩出名的四公子之一卢筱嘉，最爱听戏，他看到报纸上大篇幅介绍露兰春，就一袭青衫，轻车简从，专程前往荣记大舞台。戏尚未开场，卢筱嘉就让跟班给露兰春送去一枚钻戒，约定戏散后同度良宵，被露兰春推说有约拒绝了。

偏巧这天露兰春一不留神，将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卢筱嘉在台下正没有好气，就阴阳怪气地喝了声倒彩。黄金荣正坐在正厅包厢里看戏，一声倒彩传来，气得他暴跳如雷，马上派人过去给了卢筱嘉两个大嘴巴。卢筱嘉见打手人多势众，自己只有两个保镖，就悻悻地走了。

过了几天，黄金荣吃罢晚饭，又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耀武扬威地踏进了包厢。就在这时，卢筱嘉带领十几个便衣悄悄溜进了正厅包厢，用手枪顶着黄金荣的光脑袋，随后架了他就走。

后来，还是杜月笙和张啸林出面，打通了卢府内部关系，花了三百万款子，总算把黄金荣赎了回来。

黄金荣一手捧红露兰春之后，就想据为己有。但是他明白自己的老婆林桂生不会轻易答应，因她当年为自己发迹立下过汗马功劳。他知道林桂生非常信任杜月笙，于是就让他去游说。不料林桂生回答得非常干脆，要娶露兰春可以，除非自己出门。让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没有想到的是，黄金荣真的提出了离婚。他给了林桂生一大笔生活费作为补偿后，就迫使她搬出了黄公馆。露兰春名正言顺地成了黄太太。黄金荣驱赶林桂生出门之后，杜月笙对黄金荣内心里非常不满，也对林桂生的遭遇感到不平。不过黄金荣的新婚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不到三年，露兰春就坚决地提出和黄金荣离婚，据传是与德孚洋行的买办薛恒产生恋情。随后，两人在法国律师魏安素事务所协议离婚。

民国9年(1920年)，为黄金荣52岁寿辰，蒋介石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浦江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在黄家公馆的二楼上，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后磕头行礼。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为了表示谢意，蒋介石在1930年题字"文行忠信"给他，这字碑放在上海桂林公园四教厅前。

历史的紧要处往往会有细节凸显，检视这样的细节，有一个现成的“大亨标本”放在我们面前，他就是上海滩曾经的“三大亨”之一——黄金荣。

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炮声，离上海已经越来越近了。杜月笙已去了香港，也不乏有人劝黄金荣去香港安身。黄金荣想，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了，只怕人还没到香港，却病倒在了半路上，所以他坚决不去香港。

但此时的黄金荣日子过得很不爽。他与共产党、国民党都打过交道，为双方都做过事，他最有负罪感且最为担心的是“四·一二”对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欠下的血债。尽管此时有进步人士向他规劝，只要他不再继续与人民为敌，不做坏事，决不会斗争他。这多少也决定了他最后拿定主意留在上海。

再则，就人民政府而言，也希望黄金荣这样的旧上海“大亨”能够留在解放后的上海。这对稳定刚刚解放的上海社会秩序，以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都是有利的，所以不仅对黄金荣，对已去香港的杜月笙，也在作这样的争取。

事实上，上海解放后，黄金荣也确实努力在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他有一张摄于1951年监督劳动时，在大世界游乐场大门口扫地的照片。只见身穿长衫的黄金荣茕茕孑立于晨曦之中，一旁的垃圾车是空的，说明他似乎还没有开扫，但他尚没开扫却已在拄帚歇息，显出一副疲态。看得出，此时此刻黄金荣的脸容是凝重的，甚至带着满脸的迷惘和惆怅。

黄金荣无疑是有民愤的，甚至民众认定对黄金荣其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军管会委派军事代表杜宣，遵照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指示，到黄宅向黄金荣宣布政策。黄金荣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再做坏事。

知道人民政府不杀自己，黄金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他在“民愤”面前必须有所动作，而且影响要大。于是，人们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新闻报》上读到了意在进一步向人民交代、并低头认罪的《黄金荣自白书》。

黄金荣的“自白书”，其实就是他的“忏悔录”。黄金荣起笔回顾了自己早期的经历，其“发迹”过程交代得很模糊，但狠狠鞭挞自己，以及认罪态度和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内心倒是披露得颇为诚恳。结束部分这样写道：“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份公开发表的《黄金荣自白书》，他还有一份未发表的文本，原件现藏上海市档案馆。比较一下二文，颇可从中看出一些令人关注的内容：

立坦白悔过书人黄金荣，又名锦镛，上海人，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后来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裱画匠，五年后去投靠前法租界巡捕房包打听。考进后，就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廿六岁，后来因为我几次破了盗案，升了探长，在五十岁时候升了督察长。

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的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侮，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侮，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舞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一部分办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

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小东门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私卖烟土，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仔细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

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舞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帮忙。后来法国头脑费沃利因为共进会在外面有招摇事体发生，命令禁止在法租界活动；一方面张啸林等要借共进会名义发展他的帮会势力，所以不满意我，因为公务上的关系就与他闹意见，从此与张啸林等避开，不多时我就辞去巡捕房职务，到漕河泾祠堂退休。

“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后在敌伪时期，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所以没有出来做事。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解放前不多时，杜月笙来劝我到香港去，我因为年纪太大了，况且差不多廿多年没有做事，又不问事，专心管理大世界与黄金大戏院的事情，所以没有答应去。

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样样都好，所以我想到从前有许多事是不对的，人民政府对我很宽大原谅，我有说不出的惭愧与感谢。我决定从今以后，多做些对得起人民政府的事情，我还要劝我的门生和亲友，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体，凡是觉得自己有这种事体的，赶快要和政府自首改过，要跟我一样将功赎罪，报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还要帮助政府来做好镇压反革命的事体。因为我年纪太老了，脑筋不好，恐怕想不周到，以后想到的，就报告政府，这要请求人民政府特别宽恕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做爱国的事体。

黄金荣

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

“自白书”“忏悔书”文字都不是出自黄金荣手笔，而是由他授意，让身边的笔杆子龚天健代笔完成的。落款签名则是黄金荣亲笔。

以上文字，是否出自黄金荣的真心流露姑且不论，但文字经过他一再推敲是确凿无疑的。这份未发表的《自述悔过书》，比之那份公开见报的《黄金荣自白书》，有些改动显然并非出自黄金荣本意，如杜月笙名字的删除即是一例。

另外，在这份未刊稿中，黄金荣显然过分夸饰甚至张扬了自己对革命者（比如孙中山）帮助过的一面，对自己的罪过则低调带过。这可能也是这份初稿未能通过的原因之一。在日寇进占上海期间，他的不做汉奸固然值得肯定，但对手下门生的落水，他则将自己与之推得一干二净。此时的黄金荣也明白，点点滴滴的罪责累加起来，极有可能把他送上断头台。于是他主动向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递交了坦白交代书。

那天，黄金荣是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前往的。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了黄金荣。接见中谈了什么，至少尚未见有详细档案披露，只知道接见结束走下大楼后，陈翊庭忽然发现自己有东西忘在了上面，于是关照黄金荣在楼下稍等，他转身上楼去取遗忘的东西。陈翊庭取了东西很快返回，但楼下已不见了黄金荣的身影。他后来才知道，原来黄金荣等不及他下来，一个人急急回龙门路家里了。

对于黄金荣为何如此急不可耐地想回家，几乎所有交代这段事情的文字，都说是他恐生变故。其实推想当时的情况不难明白：这就是黄金荣的心虚。他心知肚明自己在交代的文字上是作了“技术处理”的，他的内心诚惶诚恐，而身处军管会空旷森严的大楼，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下，更容易让他从脚底往上滋生出一种被放大了的不踏实感，甚至产生恐惧，所以他再不敢在这样的地方多呆一分钟，那对他是一种折磨。黄金荣在这时候认为，只有家才是相对可以安全栖身的港湾。

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在一切繁华落尽后，他才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逃避的过往和罪孽。泛黄的档案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人生落幕前忐忑的心灵轨迹和生活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