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

1902年，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

1907年，专门聘请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

1910年，遵其母嘱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

1911年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今河南大学）中学班。

1912年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

1912年冬，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第二中学的高中预科班。当时的上海第二中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

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9年，赴美留学。

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21年，在《新潮》杂志发表《柏格森的哲学方法》《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等文。

1923年，发表《评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国际伦理学杂志》32卷3号）、《论“比较中西”（为读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学艺》3卷10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19期）等文章。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

1924年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

1931年、1934年分别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发表《哲学与逻辑》《论民族哲学》等文章。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1976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11年先是与唐河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1913年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夫人吴淑贞已病故。

1915年，与任载坤女士订婚。

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

1918年6月，冯友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开封。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武昌中华学校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1919年12月，冯友兰赴美考察。1920年1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1923年，创作《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在美考察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1925年又到广东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1926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冯先生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

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1935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撰写了碑文。碑文气势磅礴，志正意远，文采横溢，旅美史学家何炳棣称其为二十世纪的一篇雄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大学返回北平，1946年冯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一年，集结其间讲稿出版《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1966年文革开始，冯亦受到影响。直到196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冯才得以离开牛棚，恢复自由。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与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1979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冯友兰几乎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于1990年11月26日，这位中国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变幻的世界。

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盛典，并聆听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毛主席虽然开国前后日理万机，但很快给冯友兰写了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收到毛泽东回信的冯友兰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实态度？这个问题使冯友兰困惑了多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冯友兰终于慢慢地认识到信中的涵义：1949年给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么短暂的时间完成是不现实的。”

梁漱溟和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梁漱溟虽仅仅比他年长两岁，却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冯友兰正在美国读书，他设法买到一本，读后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老师商榷。梁漱溟很重视这位学生的批评，将这封信保存了60多年。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广纳博取，兼收并蓄，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了独特的哲学思想新儒学体系，成为与他的老师声名并立的国学大师。然而，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却鲜少联系，梁漱溟对冯友兰有不能释怀的情结。

这种情结并非源于学术观点的异同，而是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两人的态度和不同的境遇。梁漱溟生性耿直，冯友兰性格相对随和，冯友兰批林批孔，且已经成为“梁效”班子顾问。根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梁漱溟则只批林不批孔并由此受到批判。在1974年9月23日结束对他的批判时请梁先生谈体会时，他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作答。岁月流逝，“批林批孔”运动现已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这件事留给冯先生和梁先生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遗产。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梁漱溟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具函称“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冯友兰复函说：“非敢有憾于左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

冯友兰在1985年12月24日，亲自拜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谈佛学，谈昔日北大的生活，以及晚年境遇，终于相逢一笑昨日仿佛过眼烟云，临别梁题赠著作《人心与人生》一册。

1988年梁漱溟病逝时，冯友兰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充分肯定了梁漱溟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和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这种评价很贴切地体现在他为梁漱溟拟写的挽联中：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对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诸多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伟大学者。

他的《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1990年7月，冯友兰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全部完成。冯友兰说这部书“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这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奠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基础，在中国哲学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是一座里程碑。他高度提炼总结了两个观点，一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冯有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冯有兰是一位爱国者，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享誉世界。“

纵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里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给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他在《三松堂自序》说：“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季羡林：芝生先生走过了95年的漫长的人生道路，95岁几乎等于一个世纪。自从公元建立后，至今还不到二十个世纪。芝生先生活了公元的二十分之一，时间够长的了。他一生经历了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迎来了解放。道路并不总是平坦的，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芝生先生以他那奇特的乐观精神和适应能力，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忠诚于自己的学术事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终于走完了人生长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我们可以说他是晚节善终，大节不亏。他走了一条中国老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在他身上，我们是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朴槿惠：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的生命灯塔的，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

李慎之：“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如果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陈来：中国哲学里，我推荐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部头很小，讲中国哲学发展的基本过程和问题。它本来是写给美国人的，非常通俗易懂。对于所学专业不是哲学的学生是最基本的。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赵启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非常重要的书。

李普：“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

2005年12月6日，为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冯友兰与清华大学文学院——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新斋104会议室召开。冯友兰先生女儿、著名作家冯钟璞女士，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女士，冯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朱伯昆教授，中科院院士唐稚松教授，副校长谢维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前任院长胡显章教授等近30位清华文学院老校友与会，深情缅怀冯友兰先生。回顾冯友兰先生在清华担任了18年文学院院长。他延聘学者，奖掖人才，以“师古“观点、以生命做事的精神，带出了一股学术新风，为清华文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追思他的最高贵的爱国精神。继承发扬他的宝贵精神财富。

张岱年：《哲人其萎遗范永存——沉痛悼念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贞元六书”的历史意义》《深切悼念冯友兰先生》《怀念冯友兰先生——为纪念冯友兰诞辰100周年而作》《怀念冯友兰先生》。

1994年，其亲属遵照先生遗愿，将其藏书捐赠给清华大学收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有《冯友兰文库》。文库主要收藏冯友兰先生著作及中西文化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资料，现有7000余册图书。

2011年11月13日，在冯友兰诞辰116周年纪念日之际，唐河县友兰湿地公园暨冯友兰纪念馆落成揭幕。来自国内外的100余名“冯学”专家、学者进行座谈，怀念世纪哲人。该馆复原了唐河祁仪镇冯友兰故居的原始风貌，展现了冯友兰的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