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

1913年，入杭州鹾武小学读书，开始拥有私人阅读空间，阅读古典说部和《水晶鞋》《木马兵》等外国童话。

1919年，考入宗文中学。

1923年秋天，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师从田汉，在校期间，学习中外文学和革命理论，参加实际斗争。

1925年6月，上海大学被封。秋，转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

1935年春，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回国，开除原因一说是在中法大学学习1年多时间，不上课，不按时交作业，年终也不参加考试，到了期限即回国；一说是在西班牙旅游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游行，法国警方通知中法大学当局，这个学生不能再留法国。3一4月，乘船回国到上海。先开始筹办《现代诗风》杂志。

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等人创办《璎珞》旬刊，发表诗作《凝泪出门》。

1927年写的《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并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文学工场》。

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

1932年任《现代》编辑。11月初，赴法国留学，先后入读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

1936年10月，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创办了《新诗》月刊，这是中国近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新诗》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是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场所。

1937年1月第3本诗集《望舒诗稿》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抗战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耕耘》杂志。

1938年3月，一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5月，抵达香港。8月，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

1939年3月，“文协”香港分会成立，为适应环境，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通讯处”，戴望舒当选为首届干事，同时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周刊编辑委员。

7月，和艾青主编《顶点》。10月，参与“文协”香港分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华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联合举办的“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的策划和筹备工作。

1946年3月，全家赴上海。8月，经周煦良介绍，任暨南大学教授，教西班牙文。

1947年7月，因参加教授联谊会、支持进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暨南大学解聘。8月，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文系主任，教唐诗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

1948年5月，因参加教授罢课，被上海市立师专校长串通地方法院，污陷控告，说是香港汉奸文人，出票传讯，被迫离沪，携妻女再度赴港。

1949年3月，离港抵北平。6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从事编译工作。

父亲 戴立诚，字修甫（1881-1936），祖籍南京祖洪成谷村。

母亲 卓佩芝，祖籍浙江南塘。

姐姐 戴瑛，名麓玫，小名阿宝。

第一任妻子 穆丽娟，1917年生于浙江慈溪，著名作家穆时英之妹。1936年与戴望舒结婚，1943年离婚。

第二任妻子 杨静（丽珍），1943年与戴望舒结婚，1949年离婚。

长女 戴咏素，1937年生，穆丽娟之女。

次女 戴咏絮，1943年生，杨静之女。

三女 戴咏树，1945年生，杨静之女。

1936年6月，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结婚。

1943年1月，给穆丽娟寄“离婚契约”。

1943年5月30 日，与杨静(丽萍)在香港结婚。

1949年2月，与杨静离婚。

1950年在北京病逝，享年45岁。安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墓碑上有茅盾亲笔书写的“诗人戴望舒之墓”。

1941年底，因宣传革命，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戴望舒纪念碑牌位于法国里昂大学的校园内，碑牌位于一丛丁香花旁，纪念牌上用中文写着：“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里昂中法大学学生”。1932年-1934年，戴望舒在此学习和生活。

钱理群：戴望舒能在文学史上留名最大的原因是他所创作的优秀的诗歌，他本人也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因为其风格独特的诗作被人称为现代诗派“诗坛领袖”。1927年，他的诗《雨巷》显示了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而1929年所创作的《我底记忆》则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

李伟超：戴望舒诗歌中的忧郁情思为基点，诗歌中所蕴含的既有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首先，戴望舒的爱情诗在表现爱情的隐私性以及表现爱情时多运用女性意象方面，明显地受到晚唐诗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对温、李诗歌相思主题的现代连释。同时，爱情成为诗人人生体验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体现了戴望舒诗歌的现代性。综言之，戴望舒的爱情经历是现代的，爱情特质是现代的，但他所赋予的表现形式却是古典的、传统的。其次，戴望舒诗歌中的悲秋主题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诗人以咏秋的传统题材来呈现现代人寂寞与青春烦忧的感伤情怀，加强了诗歌的审美张力。而理解隐藏在悲秋主题背后的死亡意识则能更好的理解诗歌中的忧郁情感。分析戴望舒的《致萤火》等诗篇，我们还可以发现诗人的死亡想象与书写方式属于典型的道家文化系统。最后，戴望舒诗歌中的田园乡愁与牧歌情怀是一种传统的人间情怀的流露，深具东方诗的神韵，而漂泊的、倦行的旅人形象不仅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羁旅者形象的影响，同时寻梦者与夜行人形象又明显地带有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构成了一个带有现代性意味的创作母题。作为一位深受中西文学和文化影响的诗人，戴望舒积极寻找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诗。戴望舒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启示现当代作家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中国新诗的创作，应该以民族文化审美心理机制为基础，以民族精神为灵魂，来吸收外国文学的艺术营养，建构具有现代这一时代特色的中国文学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