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

1900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初八），出生于浙江省仁和县（后属杭县）严家弄27号。

1903年，父亲沈学诗中风去世。

1906年，入私塾，习读《三字经》《论语》。

1908年春，入杭州正蒙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新式教科书，两年后退学在家自修。

1912年，入德清县立高等小学，两年后高小毕业，考试名列第二，回到杭州，进泰兴梁坊当学徒约8个月。

1915年九月，被德清县公费保送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学习。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受其影响，开始阅读《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各种介绍新思潮的文章。

1921年二月，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烟盯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

1926年三月，明治专门学校毕业，获工学士学位。4月，免试入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10月初，赴东京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华侨和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参加浙江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联合会代表。6月，在《学生杂志》第6卷第6号发表《木棉漂白之过去及将来》一文。10月，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双十》和《浙江新潮》，并以“宰白”的笔名发表文章与“随感录”，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得到陈独秀的赞赏。

1929年冬，参与筹备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0月，与郑伯奇等人创办上海艺术剧社。

1935年二月，根据田汉的提纲，编写《风云儿女》。试作短篇小说《泡》，第一次用“夏衍”笔名，发表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6卷2号。5月以后创作了多幕剧《赛金花》，独幕剧《都会的一角》等。

1937年，作三幕剧《上海屋檐下》。4月初春，母亲徐绣笙去世，终年80岁，赴杭州奔丧。

1942年，与田汉、洪深合作话剧《再会吧，香港》。4月，赴重庆，任中共南方局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在《新华日报》上撰写政论及杂文，6月，写成四幕剧《水乡吟》。8月，五幕剧《法西斯细菌》完成。

1945年春，创作四幕话剧《芳草天涯》，9月在重庆上演。

1953年创作五幕六场话剧《考验》。

1932年五月，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7月，成立“剧联”领导的’`影评人小组”。

1933年三月，与阿英、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成立党的电影小组。

1927年年初奉命回国。5月，受国民党通缉并被开除党籍。6月，经郑汉先、庞大恩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与鲁迅、钱杏村被推举为主席团，并当选为执行委员。8月，与田汉等人成立“中国左翼剧团联盟”。

1947年3月，经香港抵达新加坡，向华侨领袖陈嘉庚传达中共中央军政方针，并应陈嘉庚、胡愈之邀请任《南侨日报》主笔。

1948年6月，在香港《群众》杂志开设《蜗楼随笔》专栏，在香港参与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起义。

1949年，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暨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7月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委员。

1950年3月，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8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兼任院长。

1955年5月，受潘汉年冤案牵连，在北京被隔离，接受中组部审查。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关押在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12月4日凌晨1时，被红卫兵架走，7日交解放军“监护”。

1969年2月，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入空军医院，两次输血，在医院一年有余，继续受审。

1976年，粉碎“四人帮”，闭户读书。

1977年秋，恢复党组织关系。9月，去上海。

1994年6月，向现代文学馆捐赠第一批藏书2800册。7月16日，在《文汇电影时报》上发表回忆文章《<武训传>事件始末》，后《文汇报》《作家文摘》等转载。10月2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夏衍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报告会”，下午“夏衍电影回顾展”开幕。10月30日，在北京医院度过95华诞。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1930年4月，和蔡淑馨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5岁。

1924年1月，正在日本福冈的沈端先（夏衍）将一篇旧作重新修改，题名《新月之下》寄回上海，刊登在《狮吼》半月刊上，署名“沈宰白”。这是夏衍发表的第一小说，作品描写了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对未婚妻的思念。

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赛金花》《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改编创作有《在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著述甚丰，有《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懒寻旧梦录》等。

夏衍作为中国三十年代开始的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对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从戏剧的表现内容，还是戏剧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都在对“五四”以来中国话剧优秀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许多开艺术先河的创造性探索，营造了自己意味深长的艺术境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夏衍创作的着力点，在于通过关注大时代里普通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精神悲欢，来提示社会政治和革命的主题。夏衍大多将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寓托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冲突中，从简单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出激荡的时代特征，让读者和观众听到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以一种近乎平庸的写实精神反衬出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将高度的社会政治意识、饱满的政治热情与艺术创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使他在同时代剧作家同行中脱颖而出，并获得了自己的文学史地位。

夏衍出于对政治的热情和信仰的追求，一心想要自己的创作介入政治生活领域，但他并未简单地以艺术图解政治，而是以自己日臻成熟和明晰的创作个性、以他对政治与艺术关系的独特理解化开了僵硬的政治外壳。可以说，夏衍正是以其敏感多思、善于冷静地观察和剖析的艺术气质将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完善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富有个性的戏剧艺术风格。

救亡日报

1941年春节前夕，在桂林苦心经营了两年一个月又十五天、为宣传发动抗日救国做出卓越贡献的《救亡日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救亡日报》——这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从1937年8月4日在上海创刊开始，便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郭沫若兼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兼发行人，夏衍则出任总编辑。1937年11月22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迫撤离，于1938年转至广州复刊。当年10月底广州又陷入日军的三面围攻之中，于是《救亡日报》再度“流浪”。

通信联系已经中断，夏衍只好主张去桂林找李克农。1938年11月8日晚，夏衍坐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第二天，他好不容易才通过一个个间接的朋友关系找到了郭沫若和周恩来。当时事情太不凑巧，正逢不堪回首的“长沙大火”，周恩来正在忙着安排“紧急疏散”，根本就腾不出时间来跟夏衍详谈《救亡日报》的事情，但周恩来却对他说：“你来得正好，马上回桂林和克农商量，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夏衍来到桂林与李克农商量后，在1938年离开桂林赴香港筹款。第二天，郭沫若就来到了桂林。三天后，周恩来也专程从长沙来桂，向郭沫若指示《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这时，夏衍筹款工作十分顺利。驻港的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即从海外华侨捐赠的抗日经费中，专门拨给《救亡日报》1500港币。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夏衍主持《救亡日报》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作为总编辑的夏衍，一直主笔撰写社论和时评，理直气壮地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救亡日报》在抗日宣传中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注意，也引起了反动派的嫉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直接导致了《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劫难。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还命令全国报纸都必须刊登颠倒是非的“中央社”电讯稿和“军委命令”，以掩盖事实真相。夏衍坚持拒绝刊登这则诬蔑“新四军叛变”的消息电稿。

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秉承蒋介石重庆当局的密令，查封了《救亡日报》。

沈芸：我祖父一生都被家国情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不止他一个人，还有那一代人。

李月红：戏里戏外皆传奇。

2015年07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代电影》杂志社主办的“可见的左翼——纪念夏衍逝世二十周年暨30年代反法西斯电影研讨会”于7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的近百名学者及相关人士出席全国学者云集纪念左翼文化开拓者夏衍逝世20周年。

夏衍故居

夏衍故居建于清末民初，属中式平房，位于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夏衍旧居目前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这所宅邸为3层砖木结构，深棕色的装饰木架、简洁几何装饰的腰线元素都体现了英式建筑风格，入口尖券门洞、绿色釉面漏窗、高耸的烟囱则是西班牙风格元素。夏衍及其家人在此居住生活的时光也成为了这栋建筑最重要的历史片段和人文积淀。在修缮中尽可能地保留了建筑原貌。屋内的地板、木质楼梯、西式壁炉等，都是原物。

2021年8月，获得第30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全国优秀电影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