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

1919年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

1928年返回上海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重返东吴大学。

1945年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

1952年春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

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

1974年退休。

由于祖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世俗偏见，苏雪林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她七岁开始，才跟着叔叔及兄弟们“名不正、言不顺”地在祖父衙署所设的私塾里跟读，只是不解其意，囫囵吞枣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幼学琼林》等。在私塾里只跟读一二年，男孩子们都纷纷去学校读书了，她不得不辍学。跟读辍学后，闲着无聊，便利用在私塾里学得的一二千汉字，从叔叔和哥哥那里借一些通俗小说当作课本自读。久而久之，苏雪林不仅能读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等，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整日埋头于书海，自得其乐。从此，一颗寂寞的心找到了新的寄托。后来，苏雪林的叔叔、哥哥们都先后进入上海新式中学或大学，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要带回一些新旧图书和当时流行的报刊，苏雪林便借机有挑选地阅读起来。《史记》《汉书》，苏雪林读过一些选本；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以及历代名家的专集也都涉猎个大概，连当时流行的译作《天演论》《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十字军英雄记》等，也都读得着迷。这一段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苦读史，为她后来的创作及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父亲为工作方便而迁居安庆。一位叔叔曾留学日本，思想比较开明，对他父亲进行劝说，苏雪林才得以进入当地一个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书。其间模仿写作古典诗词，仅半年，苏雪林便又随母亲迁回岭下村，停止学业。不久，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登报恢复招生，苏雪林得知消息后，“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乡里顽固长辈。苏雪林回忆说：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上”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

1915年，苏雪林考入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在校期间能诗善画，很引人注目。

1919年，苏雪林毕业后即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在这段极短的教书生涯中与庐隐女士相识。苏雪林不甘于做一辈子小学教师。于是，再一次向家长提出继续升学的要求，祖母以婚嫁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还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一年，苏雪林与庐隐结伴同行，离开安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系主任陈钟凡先生的帮助下，很快从旁听生转为正科生。苏雪林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一股蓬勃、新鲜的空气，弥漫北京；加之苏雪林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学者，同学中又有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追求女性解放的才女，在师友的影响下。苏雪林的思想也深受震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她在《己酉自述--从儿时到现在》（1969年4月15日《国语日报》）中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同时，苏雪林对写作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国风日报》副刊“学汇”及《晨报》“副镌”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论争。

1921年秋，苏雪林前往法国留学，为了顺利成行，她瞒着家庭，直到临行当天的晚上，才告知母亲。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先学西方文学，后学绘画艺术。苏雪林赴法三年，由于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加之不断收到家中来信，父亲病故，母亲生病，婚姻问题也困扰、煎熬着她，只好辍学。

1925年，提前回国，苏雪林在法期间患了一次很严重的病，躺在医院里，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照顾，使她的病逐渐好转并恢复健康，苏雪林深受感动。在一位外国好友的劝说下，皈依了天主教。回国后，苏雪林遵照母命，与从未谋面的五金商人的儿子张宝龄完婚。张宝龄原籍江西南昌，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理工课程。婚后不久，母亲病故，苏雪林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其夫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之聘出任中文系主任，并由陈钟凡先生介绍在东吴大学兼授古典诗词课。苏雪林是一位新女性，但在婚姻问题上受传统思想约束，不能自主。在法国期间，她曾和未婚夫通过几次信，已发觉性情不合，便写信给父亲要求解除婚约，但父亲在回信中对她大加申斥，母亲在病榻上也托人写信劝说，甚至哀求女儿，为了父母双亲，她只好“认”了这门亲。在法国读书期间，不乏多情男子的追求苏雪林，其中有一位曾大胆向她求婚，苏雪林也为之动情，甚至倾倒，但为了父母亲的面子，只好拒绝一切爱与不爱的求婚者。她的身上依然保留着古老的中国封建传统女性的道德。

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返回上海，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和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苏雪林婚后不过几年，两人便分手，婚姻以悲剧结束。

1928年，离开沪江大学、自传体小说《棘心》出版。又到安徽大学任教，认识同事朱湘。

1931年，获袁兰子推荐，离开安徽大学，到武汉大学任教。认识同事陈源。

1936年，鲁迅逝世，苏雪林力劝蔡元培、马相伯不要参加鲁迅的治丧委员会。信件遭武昌的《奔涛》杂志披露，引来口诛笔伐。

1937年，短暂回沪，遭遇淞沪会战。

1938年，随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

1939年，乐山遭日军轰炸，武汉大学教职员家属七人死亡、学生五人死亡。

1943年，开始研究屈赋。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苏雪林也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当消息传到嘉定时，她与袁昌英、凌叔华等人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战争结束，随武汉大学回到武汉。

1948年，武汉大学发生“六一惨案”，多名师生遭军警逮捕，苏雪林也差点被捕。

1949年，为躲避战火，迁往上海。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执教历时十八年。

1949年在上海又获高乐康神父介绍，到香港真理学会任职。香港真理学会有《公教报》、《时代学生》两种刊物。学会主事者为师人杰神父、副手为倪化东神父。苏雪林与吴燕为《公教报》编辑，中文部主任为刘鸿逊；《时代学生》主编则为程野声。

1950年，获钱穆邀请前往新亚书院任教、获李儒勉、蒋师道邀请回武汉大学任教，两者皆遭到苏雪林婉拒。

1950年，以要到罗马朝圣为理由离开香港，再度赴法，研究屈赋。

1950年，因生活不能维持，向王世杰请求救济。王世杰向蒋中正求情，蒋中正便资助苏雪林美金五百元。

1952年，因担心在台姐姐的健康，离开法国前往台湾。抵达台湾后，在王世杰的协助下，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校长刘真见面，并在师范任职。

1956年，台湾省立工学院改制为成功大学，苏雪林获邀到中文系担任系主任，苏雪林不愿担任系主任，只做教授，主任则由施之勉担任。

1961年，苏雪林听闻张宝龄在北京逝世。

1962年，胡适逝世。苏雪林将与胡适之死相关的报导、散文集结成书，题名《眼泪的海》。

1964年，因为在成大教满七年有一年休假，便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与沙学俊、陈致平、陈铁帆、徐佩琨、郑约资、杨光德、孟瑶共事。

1965年，回到成大。

1972年，姐姐苏淑孟过世。苏雪林退休。

1987年，成功大学、武汉大学以要为苏雪林庆祝95岁生日，请苏雪林写回忆录。

1991年，《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出版。成功大学颁发第一张荣誉教授证书给苏雪林。

1998年5月22日，参加安徽大学70周年校庆。

1999年4月11日，《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出版。

1999年4月21日，病逝于成大医院，享年102岁。

1999年8月21日，归葬安徽黄山母亲坟旁。

2011年6月，苏州苏雪林故居拆除被制止。

屈赋研究是苏雪林半生的事业，从1943年应朋友卫聚贤之约为《纪念吴稚晖先生八十诞辰学术论文集》写稿《天问整理的初步》开始，到1973年出版《屈赋新探》（台北广东出版社），历时三十余年，写作六七十篇文章，成为苏雪林“屈赋研究”系列。苏雪林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前人研究方法，从东汉的楚辞研究家王逸到现代的陆侃如、游国恩、闻一多、徐嘉瑞等人的论著，她都作为一家之言，细细地读。苏雪林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计划宏大精深，她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步从研究《天问》中的神话及与旧约创世纪的关系开始；接着研究《九歌》中十神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有关文化与屈原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苏雪林在《我研究屈赋的经过》（1962年7月《作品》4卷1期）一文中谈到她研究屈赋的特点时说：第一，我发现了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是世界的一支。第二，我研究屈赋竟得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方法。用这个方法不但能把中国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一种秩然有序的系统，而且也能把世界文化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第三，我主张经史子集打成一片，不但藉以解决屈赋问题，竟可藉以贯穿我国古书的脉络。第四，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揉合一处，始可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从中，不难看出苏雪林的屈赋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正如糜文开在《屈原研究的新发展》（1954年10月18日香港《祖国周刊》90号）一文中所说：“苏女士的屈赋研究，竟从发现一些矿苗，挖出‘先秦时代外来文化考’的大矿藏来，而这大矿藏竟又连通着‘世界文化同源说’的更庞大的世界矿藏的。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大发掘。”

《始恶行》，十九岁的苏雪林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五言古诗，继又将其写成短篇小说，小说用文言写出，当她念给家里人听时，婶婶、姐姐等女人竟为之流下了无数的眼泪。这篇小说1919年刊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年刊后得到同班好友冯沅君的赞赏，并寄给在美国读书的哥哥冯友兰，亦受到好评。

二十年代初期，苏雪林还不时地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人口问题研究》《再论人口问题研究》《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沉沦中的妇女》《生育制限运动声中的感想》《男盗女娼的世界》《相对性原理和哲学史的问题》《时髦男子择妻之条件》《相对性易解》《世界语者之宣言》《家庭》《民众艺术论》《对于“五一”的两大希望》《自由文爱论》《说内外》《说美恶》等五六十篇政论杂文，刊于《民铎》《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国民日报·学汇》等报刊上。此时她对国家政治、社会诸问题，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以寓言的形式发表对时局、人生的看法，还抽时间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都德等作家的作品。

三幕话剧《鸠那罗的眼睛》

《蠹鱼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

《青鸟集》（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

《屠龙集》（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蝉蜕集》（1945年，重庆商务印书馆）由几个短篇历史小说合集而成，其中多数故事取材于作家的《南明忠烈传》，成书于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时，作家以历史故事，借古寓今，对抗战中种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态度鲜明，笔锋锐利。

《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1967年，文星书店）

苏雪林在自己写作的同时还不断关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情况：

《论李金发的诗》《论闻一多的诗》《论朱湘的诗》《沈从文论》《郁达夫论》《王鲁彦与许钦文》《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林琴南先生》《周作人先生研究》《〈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关于庐隐的回忆》《记袁昌英先生》《其人其文凌叔华》《胡适的诗》《我论鲁迅》《我所认识的女诗人冰心》等，其中部分文章结集为《文坛话旧》（1969年，传记文学出版）。从中不难看出，活跃在“五四”前后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苏雪林都一一进行论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或褒或贬，不免失之偏颇，一些过火的言辞也时而流露于笔端。

1925年，苏雪林从法国归来后，创作欲望更加强烈，速度惊人，出版的文艺创作有：

散文集《绿天》（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收录散文《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六篇，该书出版后，于1929年、1930年、1937年、1955年、1959年十多次再版。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而甜蜜，表现手法细腻，犹如一幅柔美的工笔画。尤其是其中的一篇《鸽儿的通信》，作家以书简的形式，描写并抒发了主人公对旅居海外丈夫的怀念之情，富有诗意。在描写手法上，既不同于冰心写意的柔婉，也有别于丁玲火山爆发式的浓烈。

自传体小说《棘心》（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

这两部书是苏雪林文艺创作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均以“绿漪”署名。书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生活和她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

苏雪林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是《绿天》，1928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绿天》一出版，苏雪林很快就送给了鲁迅。在扉页上用黑色钢笔写了：“鲁迅先生校正学生苏雪林谨赠七、四、一九二八”。版权页的留印处还加盖了“绿漪”朱红印章，现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藏书”中收藏有这部书。“鲁迅藏书”中还有苏雪林另外两部专著：1927年由北新书局初版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和1934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唐诗概论》。

苏雪林在鲁迅面前谦称为“学生”，可见其对鲁迅先生是敬重的。1934年，苏雪林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的《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苏雪林说：“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还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苏雪林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

但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后，苏雪林对鲁迅先生的态度却忽然转变。

1936年11月12日，苏雪林拉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她写了长达四千言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公开祭出反鲁大旗，破口大骂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并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等等。

苏雪林还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之影响也，”“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眦必报”。她还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第二天，她又写了《理水和出关》，对鲁迅进行冷嘲热讽。又过了四天，即11月18日，她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发表于1937年《奔涛》创刊号)。苏雪林在该文的《自跋》中写道：“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

从1936年秋末至1937年春，苏雪林连续写了多篇文章《说妒》、《富贵神仙》、《论偶像》、《论诬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论鲁迅的杂感文》等，无论从内容及语言上看都十分激烈，对鲁迅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苏雪林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写了《对战斗文艺的我见》、《琵琶鲍鱼之成神者--鲁迅》、《新文坛四十年》等。

1966年11月，正值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台湾《传记文学》刊出苏雪林的一篇两万七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后收入《我论鲁迅》一书），大骂鲁迅。鲁迅对贫困青年作家肖军、肖红、叶紫等的经济援助，也被其骂为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苏雪林刻薄之极，无出其右的骂鲁言论，正迎合了蒋介石当时的政治需要。

苏雪林的这篇长文从鲁迅的家世说起，其语轻蔑而简约。她说到鲁迅自二十九岁从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后在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出走，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结果被拒。苏雪林由此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在苏雪林眼中，鲁迅还是一个喜欢别人对他吹捧的人。她说：“人家奉献给他的头衔不可胜数：‘东方的尼采’、‘中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萧伯纳’、‘中国的高尔基’，喊得洋洋乎其盈耳，鲁迅听了并非不笑，不过不是听人颂扬他敌人的耻笑，而是点头得意含着嘉许的微笑。我以为世上癖好阿谀的人，鲁迅可算第一”。

1967年，苏雪林将自己“反鲁”的大部分文章结集出版《我论鲁迅》(爱眉出版社)。该书出版时，苏雪林称“半生的‘反鲁’事业，……以后我不高兴再理会了”。

苏雪林的学术研究，大量的时间花在考据上，多年来她在枯燥、乏味的考据中，得到了比写作还大的满足。她说：“这是一种发现的满足。”苏雪林的第一本学术考据著作为《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年，北新书局），后改名为《玉溪诗谜》。她考据李义山恋爱事迹的初衷和过程是“我对李义山的诗，素来没有大研究过。偶然读到《圣女词拟意》等篇，疑惑义山有和女道士宫嫔恋爱的事迹，因此引起我研究他的诗集的兴味。陆续考证，不意竞积成了一本四万余字的小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