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

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拐子。然而，少年时期的Frida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Frida就是2000男生中35位女生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Frida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Frida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9月17日，Frida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Rivera。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Frida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Rivera。”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Rivera夫妇来到美国，先到SanFrancisco，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Rivera回顾展。在这一时期，Frida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Rivera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Frida流产了。休养中Frida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Rivera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Frida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Frida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她常常把自己画成“两个Frida”，一个在忍受痛苦，另一个才是人们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体上的痛苦多么可怕，她那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眼神都带着坚定的尊严面对着观者。

这对夫妇于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后Rivera与Frida的妹妹开始偷情。虽然最终他们停止了争吵，但此事成为二人关系的转折点。Rivera从未钟情于任何女子，Frida也从此与众多男女开始了纷繁复杂的恋情关系。其中有一位是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惊讶于这个国度，称之为“自然的超现实主义国家”，并且惊讶于Frida的绘画。部分由于他的原因，Frida于1938年末在纽约举办展览，布雷东亲自写前言。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半数作品售出。

1939，布雷东又建议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展览。这次展览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但评论非常好。卢浮宫收藏了一张，而且获得了来自康定斯基和毕加索的赞扬。然而Frida非常不喜欢她称之为“一帮母狼的疯狂儿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她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

40年代早期，Frida与Rivera离婚，原因至今是个谜，尽管他们还成双入对出入与公众场合。不到两个月，他们又在美国复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Rivera认识到Frida的健康将无情地恶化，一定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她。后来两人又走在一起，Rivera重新向Frida求婚，直到Frida的生命终点，Rivera一直陪在她身边。

除了画家身份外，弗里达同时也是墨西哥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在1954年，感染肺炎的她不听劝告，却执意参加反对美国干预危地马拉的游行活动，不久便逝世了。弗里达的死至今仍众说纷纭，最普遍的说法是她在1954年7月13日自杀，方式是在一场社会运动当中自焚而死。而后被葬在科摇坎，弗里达的家LaCasaAzul已成为了博物馆。

1928年弗里达的画作吸引了墨西哥很有地位的著名壁画家迪亚戈·利弗拉（Diego Rivera）注意，造成了他们两个纠缠的婚姻，弗里达初时与迪亚戈学画，后来陷入热恋，随即结婚。婚后，迪亚戈的风流行为并没有因承诺而稍微收敛，卡萝却因为深爱他而一忍再忍，直到迪亚戈同她亲生妹妹发生关系，才导致两人分居。卡萝也以一幅《一些小刺痛》芙来记录此事。

这段期间弗里达到巴黎办个展，才发现自己对丈夫的爱意胜过爱自己。后来，迪亚戈重新向弗里达求婚，直到弗里达走到生命的尽头，迪亚戈都一直陪在他的身旁。

《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

这幅《与猴子一起的自画像》含有卡萝典型的自画像特点：用色强烈、人物身上的衣饰及背景充满墨西哥氛围。而猴子在墨西哥神话中虽然是欲望的象征，在卡萝眼里却是温柔而具灵性的动物；画中人嘴唇丰满，又眉如鸥，目光似乎有些犀利，可以想像出卡萝在作画过程中，如何敏锐而近乎残忍地透视自己，与画中的自己对望。

《我所见到的水中景物或水的赐予》

这幅画里画着许多卡萝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画如其名，她进入了画布，双腿浸泡在占据整个画面的浴缸里，俯身看见水中浮现了自己各个生命阶段的倒影。水中一切的情景都不算陌生，卡萝取下了自己从前许多画作以及其它画家作品的一部分当作象征结合在这幅画里，娓娓回忆着自己一生的故事。画中有些部分后来也被独立出来，单独成画。

《我所见到的水中景物或水的赐予》

这个富感情、带着泪与痛的生命，源自于血水交融，所以画里的浴缸栓塞，联接着微细的血管（这脆弱的血管，后来于《两个芙烈达》里再次出现）。当滴滴代表着她生命力的血淌下，一连串的生命历险就展开了。从下方水草丛中的夫妇肖像（那是与她血脉相连的父亲与母亲，取自1936年的画作《我的祖父母、双亲与我》），依逆时针方向看起：那个脖子被绳索捆绑，如尸体一般的裸女代表着她流产的痛苦记忆（1932年《亨利·福特医院》）；飘在水中的洋装曾出现在1937年的作品《记忆》里，当时她因妹妹与挚爱的丈夫发生婚外情而痛苦不已；裸女上方仙人掌似的水中植物，她曾画在1932年刚到美国时的自画像《站在墨西哥与美国边界的自画像》里，当时卡萝以这幅画诉说着自己的彷徨心情；右边的高楼和坐在孤岛上的一具白骨，则是她曾描绘过的梦想和墨西哥（1932年《梦想和自画像》和1938年《墨西哥四居民》）。

这幅运用了高度象征的画作看起来虽然超乎现实，但每个部分却都确实描绘着自己的实际遭遇和真实情感，卡萝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如此真诚的表露着自我。

《两个弗里达》

这幅画是心痛的卡萝与丈夫离婚后不久创作的，当时的她因为绝望而酗酒，使原本就孱弱的身体更雪上加霜。在婚变中历经种种心境后，必须重新学习独立的她，才执起画笔剖析内在分裂的自己：两个芙烈达血脉相连，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其中一个身穿墨西哥传统的原住民服装，是里维拉所恋慕的她，脆弱的血管环过她的右手臂，接在她手里拿着的护身符上面，这个护身符里面装着里维拉的幼年画像，是她爱意与生命的泉源。另一个穿着欧式洋装的芙烈达却已经失去了她的所爱，已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她的心脏只剩下一半，血管刚刚被剪断，鲜血无助地滴下来，只能拿着手术钳聊以控制。这个被遗弃的欧洲芙烈达，很有可能会流血至死。

不祥的乌云笼罩在两个芙烈达·卡萝的身后，这幅冷洌的画作，陈述着她一生最热烈的爱情和充满磨难的婚姻。

《毁坏的圆柱》

随着不断恶化的健康，将卡萝一步步推向痛苦地狱的边缘，她的自画像也一张比一张冷凝，蓄满绝望哀伤的张力。等到卡萝在这幅画中以全身上下钉满钢钉的模样出现时，现实中，她肉体所承受的痛已达到顶点。那年是1944年，卡萝的健康糟得不能再糟，医生已经用上了钢制的矫正衣来替代她无力的脊椎，她被关在一圈圈坚硬冰凉的钢圈里，每一次活动，都是与痛苦的殊死搏斗。因此她几乎是以残余的生命力在作画，同时也是藉着创作成为一个第三者，冷淡地旁观着命运所赋予她的悲惨。

画中，她形容自己的身体被痛苦割裂了，如同她背后那些因缺水干涸而龟裂的沟畦一样。而她毁坏的脊椎原本像是洁白、直立的爱奥尼亚式圆柱，如今已断裂成一截一截，要靠着坚硬的钢制绷带撑着，才能勉强连接起来。她一个人凄凉地站在荒芜的风景中，脸上挂满了泪珠，钉子甚至穿过布匹刺进她皮肤里，从额头到大腿，她的身体无一处不在疼痛着。然而“痛”是无法与人分享的，惟有透过如此强烈的绘画语言，她才能稍稍吐露内心的孤独与无助。

《迪亚哥与我》

这幅画是弗里达于1954年逝世前，最后一幅完整完成的半身自画像，创作于1949年。

2021年11月17日，纽约苏富比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举行，弗里达・卡罗的《迪亚哥与我》以3488.3万美元，合2.22亿人民币打破艺术家拍卖纪录。

她毕生的画作中有55%是一幅又一幅的、支离破碎的自画像（如器官分离、开刀、心脏等具体的表征、代表画家的痛苦），此外，芙烈达也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她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色彩、采用了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

虽然芙烈达的作品有时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她也以超现实主义画家为名义开过几次画展，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她宁可称自己为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画家，因她的画作全神贯注地集中在公正的画出女性题材与比喻。她是崇拜女性的，而非超现实的。此外有相当多的记载指向芙烈达是一位双性恋者。芙烈达的自画像相当有特色，以她的一字眉en:Unibrow（左右眉毛连在一起）和嘴唇上薄薄的髭闻名。她的画作是法国罗浮宫博物馆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画家作品。

在卡萝的作品中，从未出现崩溃或失控的表情，其实画中的身体上有无数伤口，它仍然是一幅冷静坚毅的表情。它直视无畏的眼光，却隐藏了画家内心不愿承认的脆弱。如《两个卡萝》一作中，眼泪与漠然的神情，这不单是观者感到冲突之处，也是卡萝作品里充满张力的地方。

作为女人，她的一生支离破碎却又色彩斑斓。可她却把痛苦移植到艺术里，成为了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新浪网评价）

1982年，德国曾以弗里达为主角拍过同名的自传性纪录片。

1984年，另一部电影Frida,naturalezaviva由导演PaulLeDuc推出，由墨西哥女演员OfeliaMedina饰演弗里达。

2002年，电影商米拉麦斯Miramax发行了也是以弗里达为主角的同名电影，由墨西哥女演员萨尔玛·哈耶克SalmaHayek饰演弗里达。此片在台湾译为《挥洒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