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其父索佛洛尼斯科斯（Sophroniscus）是雕刻匠，母亲费纳瑞特（Phaenarete)是助产妇。

苏格拉底生就有着狮子鼻，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矮小的身体。他容貌平凡，语言朴实，却具有神圣的思想。

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当时正值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民主制度雅典带来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的时期。年轻的苏格拉底曾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格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问题。又曾从女智者狄俄蒂玛受业。自称有“灵迹”伴随，预示以何事不当为。亦受奥尔斐秘教及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苏格拉底一生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严寒酷暑，他都穿着一件普通的单衣，经常不穿鞋，对吃饭也不讲究。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专心致志地做学问。生平事例，成就思想，均由其弟子记录。

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雕刻手艺。后来他熟读荷马史诗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靠自学成了一名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传授知识为生，30多岁时做了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

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因此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室外度过的，喜欢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

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

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像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

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这只牛虻，但神给自己的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在此意义上，他自称是针砭时弊的神圣牛虻。

40岁左右，他成了雅典的远近闻名的人物。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

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许多有钱人家和穷人家的子弟常常聚集在他周围，向他请教，苏格拉底却常说：“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当过重装步兵，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并不止一次在战斗中救助受了伤的士兵。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并被判处死刑。据《克里托篇》说，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而死，终年70岁。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信仰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使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

苏格拉底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有一大批狂热的崇拜者和一大批激烈的反对者。他一生没留下任何著作，他的行为和学说，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著作中的记载流传下来。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平和学说，由于从古代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和说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

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欧洲文化史上，他一直被看作是为追求真理而死的圣人，几乎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相同。哲学史家往往把他作为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分水岭，将他之前的哲学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柏拉图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乃至后世的西方哲学。

1、许多赛跑者失败，都是失败在最后几步。

2、患难及困苦，是磨炼人格的最高学府。

3、对哲学家来说，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的天国的视觉境界。

4、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哲学家告诉我们，“为善至乐”的乐，乃是从道德中产生出来的。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必能获得这种快乐，因为理想的本质就含有道德的价值。

5、有理智的教育和培养能带来益处，而失去理智将带来危害。

6、我与世界相遇，我自与世界相蚀，我自不辱使命，使我与众生相聚。

7、做少许事情而做得很好，胜于做许多事情而做得很糟。

8、快乐的秘密并不在于寻求更多想要的，而是在于培养清心寡欲的能力。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you see, is not found in seeking more, but in developing the capacity to enjoy less.

9、对作家来说，写得少是这样的有害，就跟医生缺乏诊病的机会一样。

10、我认为闲暇是所有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

11、未经思索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12、你是为了吃饭而生存，还是为了生存而吃饭呢?

13、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唯有神知道。或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14、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15、凡是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也算是懒!

16、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去选择，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那一份。

17、在死亡的门前，我们要思量的不是生命的空虚，而是它的重要性。

18、清闲是一切财富中最难得的。

19、Other men live to eat, while I eat to live.

20、最热烈的恋爱，会有最冷漠的结局。

21、思想应当诞生在学生的心里，教师仅仅应当像助产士那样办事。

22、我到处走动，没有做别的，只是要求你们，不分老少，不要只顾你们的肉体，而要保护你们的灵魂。

23、好的婚姻仅给你带来幸福，不好的婚姻则可使你成为一位哲学家。

24、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25、爱情犹如麦地里采麦穗，弄不好就会空手而归。

26、许多赛跑的失败，都是失败在最后的几步。跑“应跑的路”已经不容易，“跑到尽头”当然更困难。

27、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

28、人类的幸福和欢乐在于奋斗，而最有价值的是为理想而奋斗。

29、逆境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最高学府，难题是人们取得智慧之门。

30、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31、不懂得工作真义的人，视工作为苦役。

32、真理有三部分：考查，即求取它；认识，即它已存在；信心，即运用它。

33、父子兄弟间相爱，本出于天性，而要讲究利害，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夫妇结合，本出于情爱，而要以经济为条件，就失去了相爱的本意。

34、田野与树木没有给我一点教益，而城市的人们却赐给我颇多的教益。

35、好习惯是一个人在社会交场中所能穿着的最佳服饰。

36、人有两耳双目，只有一舌，因此应多听多看少说。

37、分手后我选择死去，你们可以继续活着，我们之间到底谁过的更幸福，这个答案唯有神知道。

38、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笑容，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39、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珍宝，那就是知识，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罪恶，那就是无知。

要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信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他完全没有留下半点自己的著作，我们只能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中加以探索，然而他们两人的记载又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对于何者的记载更接近真相一直是争论的话题。有些人认为苏格拉底其实没有任何特定的信仰，而是只会加以盘问每种信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发表的冗长理论其实是柏拉图自身的想法。要从记载中区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两人的概念相当的困难，同时要解释他们的概念又更为困难。也因此，要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等人的记载中寻找苏格拉底的理念并不简单——必须留意这些理念很可能不是苏格拉底本人所提出的，而可能更接近于这些记载者自己的看法。

从对话录里得到的证据显示苏格拉底只有两个导师：文法家普罗迪科斯（Prodicus）、以及一名女祭司狄奥提玛（Diotima），狄奥提玛教导了苏格拉底有关爱的知识。一些对话录也显示出苏格拉底曾受到了当时的思想家如巴门尼德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影响，历史记载通常也将这两人视为是苏格拉底的导师。古典历史学者John Burnet主张苏格拉底的主要导师是阿那克萨哥拉派的学者阿基劳斯（Archelaus），有关阿基劳斯的记载其实也是苏格拉底自己的理论。而Eric A. Havelock则认为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哥拉派的关系证明了他与柏拉图的哲学理念差异。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再研究这些问题对拯救国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他曾说：我的朋友不是城外的树木，而是城内的人，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苏格拉底开始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什么是国家，具有什么品质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国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等等。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的定义应该是热爱智慧的人，而不是有智慧的人，后人称苏格拉底的哲学为“伦理哲学”。他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

古希腊时代就曾经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最初研究。苏格拉底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是向善的，因为只有善事才对他有好处，恶事则使他亲受其害。要达到善关键不在于限制人的自由意志，而在于教给人什么是善的知识，至于为善的意志本身，则是人天生固有的，不可教也不用教的。但对于基督后的西方神学来说，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自由意志”都是一个棘手的、纠结于“自由意志究竟应规定为善还是恶”的问题。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智者开始，古希腊哲学由注重对自然本身的研究转变到注重对社会伦理和人的研究。但他们只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只能得出相对主义的结论。到苏格拉底才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苏格拉底要求作“心灵的转向”，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后来人们所常说的，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他认为对于自然的真理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感觉世界常变，因而得来的知识也是不确定的。苏格拉底要追求一种不变的、确定的、永恒的真理，这就不能求诸自然外界，而要返求于己，研究自我。他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从苏格拉底开始，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别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

苏格拉底关于灵魂的学说，进一步使精神和物质的分化更加明朗起来。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早已有灵魂不灭的说法，已经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萌芽。但在他以前的哲学家对于灵魂的看法还比较模糊，有的还将灵魂看成是最精细的物质，因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还不明确。到苏格拉底才明确地将灵魂看成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在苏格拉底看来，事物的产生与灭亡，不过是某种东西的聚合和分散。他将精神和物质明确对立起来的观点，成为哲学史上的滥觞。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苏格拉底放弃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想在伦理问题上求得普遍真理，开始为事物寻求定义。他反对智者们的相对主义，认为“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真理”却只能有一个；“意见”可以随各人以及其他条件而变化，“真理”却是永恒的，不变的。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讨论的主题几乎都是如何为伦理道德下定义的问题。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要求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这是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哲学只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他认为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以目的论代替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哲学开辟了道路。

助产术和揭露矛盾的辩证法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从疑难中产生，愈求进步疑难愈多，疑难愈多进步愈大。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本来没有知识，而他又要教授别人知识。这个矛盾，他是这样解决的：这些知识并不是由他灌输给人的，而是人们原来已经具有的；人们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苏格拉底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集中表现在他经常采用的“诘问式”的形式中，以提问的方式揭露对方提出的各种命题、学说中的矛盾，以动摇对方论证的基础，指明对方的无知；在诘问中，苏格拉底自己并不给予正面的、积极的回答，因为他承认自己无知。这种方式一般被称为“苏格拉底的讽刺”。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是由爱利亚学派的逻辑推论和爱利亚的芝诺的反证法发展而来的。将一般性从特殊事例归纳开来，认为一般先于和高于特殊，是一种独立自存的东西。在苏格拉底的讽刺的消极形式中存在着揭露矛盾的辩证思维的积极成果。苏氏自比产婆，从谈话中用剥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的无知，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正确的知识观念。这种谈话的特点在于：谈话是借助于问答，以弄清对方的思路，使其自己发现真理。唯在谈话进行中，苏氏则偏重于问，他不轻易回答对方的问题。他只要求对方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他以谦和的态度发问，由对方回答中而导引出其他问题的资料，直至最后由于不断的诘询，使青年承认他的无知。在发问的过程中，苏氏给予学生以最高的智慧，此即有名的苏格拉底反诘法（Socratic irony）。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是最早的辩证法的形式。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苏格拉底提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区分，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脱离了早期哲学的朴素状态，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他将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格言式的伦理思想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以逻辑辩论的方式启发思想、揭露矛盾，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这一切对哲学思维的发展都有贡献。但是，他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具有系统思想观的哲学家，开始了主体和理性、抽象思维，以自然神论代替宗教神话的时代。

苏格拉底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那么他在哪里施教呢？他怎么施教呢？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不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热情施教。当时的其他教师——智者，是收取学费的，他们以当教师作为赚钱的手段，而苏格拉底教人是不收学费的，他是为城邦的利益而教人，是义务教师。他认为，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他认为，无论是天资比较聪明的人还是天资比较鲁钝的人，如果他们决心要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

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造就治国人才。伯里克利死后，雅典由于没有好的领导人，民主制度变成了极端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连国家领导人都用抓阄或抽签的办法选出来。苏格拉底对此十分痛心。他认为治国人才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治国人才。为了培养治国人才，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关于教育的内容，他主张首先要培养人的美德，教人学会做人，成为有德行的人；其次要教人学习广博而实用的知识。他认为，治国者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他说，在所有的事情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那些知识最广博的人，而受人谴责和轻视的人，都是那些最无知的人；最后，他主张教人锻炼身体。他认为，健康的身体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对体力活动和思维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而健康的身体不是天生的，只有通过锻炼才能使人身体强壮。

在教学的方法上，苏格拉底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人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他本人则称之为“产婆术”。他母亲是产婆，他借此比喻他的教学方法。他母亲的产婆术是为婴儿接生，而他的“产婆术”教学法则是为思想接生，是要引导人们产生正确的思想。

“苏格拉底方法”自始至终是以师生问答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又叫“问答法”。苏格拉底在教学生获得某种概念时，不是把这种概念直接告诉学生，而是先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错了，他也不直接纠正，而是提出另外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从而一步一步得出正确的结论。它为启发式教学奠定了基础。

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问答法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

苏格拉底教学中有过这样一件事发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们说：“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事，每个人尽量把手臂往前甩，然后再往后甩。”说着，他做了一遍示范。“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学生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谁做不到呢。可是一年以后，苏格拉底再问的时候，他的全部学生中却只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后来这个人继他之后成为新一代思想家，这个人叫柏拉图。苏格拉底其实有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人。

一天，在课堂上，哲学家苏格拉底拿出一个苹果，站在讲台前说：“请大家闻闻空气中的味道！”一位学生举手回答：“我闻到了，是苹果的香味！”苏格拉底走下讲台，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一个学生的面前走过，并叮嘱道：“大家再仔细闻一闻，空气中有没有苹果的香味？”这时已有半数的学生举起了手。苏格拉底回到讲台上，又重新提出刚才的问题。这一次，除了一个学生没有举手外，其他人全都举起了手。苏格拉底走到这位学生面前问：“难道你真的什么气味也没闻到吗？”那个学生肯定地说：“我真的什么也没闻到！”这时，苏格拉底对大家宣布：“他是对的，因为这是一只假苹果。”这个学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

苏格拉底建立了一种美德即知识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他强调人们应该认识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和“认识自己”，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各种有益的或有害的目的和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要有道德就必须有道德的知识，一切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人们只有摆脱物欲的诱惑和后天经验的局限，获得概念的知识，才会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等美德。他认为道德只能凭心灵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使人认识心灵和神，听从神灵的训示。这种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伦理思想，后来被安提斯泰尼继承和发展，形成以强调禁欲为特征的犬儒学派；而苏格拉底伦理思想中所包含的快乐论思想，则被亚里斯提卜继承和发展，形成主张享乐的居勒尼学派。柏拉图全面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体系，并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苏格拉底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认为伦理道德要由理智来决定，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在以后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

苏格拉底经常和人辩论。辩论中他通过问答形式使对方纠正、放弃原来的错误观念并帮助人产生新思想。这种问答分为三步：第一步称为苏格拉底讽刺，他认为这是使人变得聪明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除非一个人很谦逊“自知其无知”，否则他不可能学到真知。第二步叫定义，在问答中经过反复诘难和归纳，从而得出明确的定义和概念，第三步叫助产术，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思索，自己得出结论，正如苏格拉底自己所说，他虽无知，却能帮助别人获得知识，好像他的母亲是一个助产婆一样，虽年老不能生育，但能接生，能够帮助新的生命诞生。

苏格拉底教他的朋友欧提德谟斯也从不给他们现成的答案，而是用反问和反驳的方法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思想影响。请看一个他和学生问答的有趣的例子。

欧提德谟斯：苏格拉底，请问什么是善行？

苏格拉底：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欧提德谟斯：是恶行。

苏格拉底：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

欧提德谟斯：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苏格拉底：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

欧提德谟斯：是善行。

苏格拉底：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

欧提德谟斯：这是善行。

这种教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它可以启发人的思想，使人主动地去分析、思考问题、他用辩证的方法证明真理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自己的反面转化。这一认识论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

苏格拉底主张专家治国论，他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而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的民主。他说：管理者不是那些握有权柄、以势欺人的人，不是那些由民众选举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管理的人。比方，一条船，应由熟悉航海的人驾驶；纺羊毛时，妇女应管理男子，因为她们精于此道，而男子则不懂。他还说，最优秀的人是能够胜任自己工作的人。精于农耕便是一个好农夫；精通医术的便是一个良医；精通政治的便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古希腊最卓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西方哲学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一生不断探索真理，因为善于辞令，常常把那些自认为知识渊博的浅薄之辈驳得目瞪口呆，因此他在广大青年中享有很高威望，可不幸于公元前399年被民主派贵族以煽动青年、污辱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受审，处以死刑。

根据当时雅典法律规定，处死犯人的方法是赐以毒酒一杯，但在处死前关押的一个月中，法庭允许犯人的亲友探监。当时便有许多青年人天天去监狱探望苏格拉底，其中有位名叫克里同的青年问苏格拉底有无什么遗言时，苏格拉底回答说：“我别无它求，只有我平时对你们说过的那些话，请你们要牢记在心。你们务必保持节操，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那样去生活，那么不论你们现在对我许下多少诺言，也无法告慰我的亡灵。”说完他便起身去洗浴了。

公元前399年6月的一个傍晚，在苏格拉底即将处死的那天晚上，只见他衣衫褴褛，散发赤足，而面容却镇定自若。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打发开，而去同他的学生斐多、西米亚斯、西帕斯、克里同等谈论灵魂永生的问题。不久，狱卒走了进来，说：“每当我传令要犯人服毒酒时，他们都怨恨诅咒我，但我必须执行上级命令。你是这里许多犯人中最高尚的人，所以我想你决不会恨我，而只会去怨恨那些要处死你的人，我现在受命执行命令，愿你少受些痛苦。别了，我的朋友。”说完泪流满面，离开了牢房。苏格拉底望着狱卒的背影说：“别了，朋友，我将按你说的去做。”然后他又掉转头来，和蔼地对那些青年说：“真是个好人，自我入狱以来，他天天来看望我，有时还跟我谈话，态度亲切。现在他又为我流泪，多善良的人呀！克里同，你过来，如果毒酒已准备好，就马上叫人去取来，否则请快点去调配。”克里同回答说：“据说有的犯人听到要处决了，总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为的是可以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请你别心急，还有时间呢！”这时苏格拉底说：“诚然你说得对，那些人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延迟服毒酒就获得了某些东西；但对我来说，推迟服毒酒时间并不能获得什么，相反，那样吝惜生命而获得一顿美餐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鄙视，去拿酒来吧。请尊重我的要求。”

到了这个时候，克里同只好用目光暗示在旁等候吩咐的小童，那个小孩就走到外面去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又走了回来，并且领着一个人进来。这个进来的人手里捧着一只杯子，里面盛的就是鸩，即毒药。于是，随时都可饮鸩就刑了。苏格拉底对这个手里捧着毒药杯的人问道：“请你告诉我，我该怎样做才行？”

那个人说：“你喝下这杯毒药以后，只要不停地在这里走，如果感到两脚逐渐沉重起来，而且越来越重，于是你就躺下来。这就表明毒药已经生效了。”苏格拉底镇定自若，面不改色，他把装有毒酒的杯子举到胸口，平静地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将死，他们活下来，是谁的选择好，只有天知道。”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在场的人无不为将失去这样一位好友而悲泣。苏格拉底见状大为不悦，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为了避免这种场面才打发走家里的人，常言道：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请大家坚强点！”苏格拉底接着在室内踱了一会儿，说自己两腿发麻，便躺了下来。送酒的人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身体，觉得已没有热气。他的最后遗言是：“克里同，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即药神）一只鸡（意即要克里同代他祭奠药神），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说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合上了眼，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苏格拉底还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苏格拉底在被自己同胞不公正地判处死刑之时仍大谈“遵道德、重公义、法律至宝、法制为贵”，认为人生价值莫过于此，真算得上自由精神洋溢了。苏格拉底是位英雄，他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力量，并自觉、自愿去实现它，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是个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自觉，自愿，自律从而自由的精神，通过他得到了光大。

苏格拉底很喜欢和青年人交往，希望青年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接受教育之后，不仅自身会幸福，能管好自己的家务，而且还能使别人和城邦幸福。他常根据不同情况，对青年人施以不同的教育。对于遗传条件优越而轻视学习的人，苏格拉底告诉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要受教育。这好比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时候加以训练，就会成为最有力、最骁勇的千里马；否则，将始终是难以驾驭的驽马。一个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罪。对于那些以财富自夸、认为不需要受教育、财富会成就他们的心愿、给他们带来幸福的人，苏格拉底就教导他们，只有愚人才会这样想。他指出，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在于对人类做出贡献。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

据说，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朝思暮想做城邦政府的领袖，非常荣耀而潇洒地面对众多的人进行演讲。按理说，一个青年人有这样的理想，并非坏事。遗憾的是，格劳孔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都很欠缺。家里人都明白他这是好高骛远，想入非非，真怕他冒冒失失地闯上讲坛，弄得不好被人拖下来，落下笑柄。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服他不要这么做。这件事被苏格拉底知道了，鉴于和柏拉图的关系，他决定开导开导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

一天，苏格拉底看见格老孔迎面走来，老远就喊；“喂，格劳孔，听说你决心做我们城邦的领袖，这是真的吗？”为了使格劳孔乐意听自己的话，苏格拉底故意装出十分热情的样子，选择了格劳孔最感兴趣的话题。

“是的。我的确是这样想的，苏格拉底。”格劳孔回答。

“那好极了。如果人间真有什么好事的话，这又是一桩好事了。因为，倘若你的目的能够实现，你想有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将能够帮助你的朋友；为你的家庭扬名，为你的祖国增光；你的名声在传遍全城之后，还会传遍整个希腊，甚至在异邦中享有盛名。那时，你无论到哪里去，都会受到人们的敬仰。”

果然，格劳孔听了这番话，大为高兴，就停下来同苏格拉底交谈。

看到格劳孔留下来，苏格拉底接着说：“看来很明显，格劳孔，如果你想要受到人们的尊敬，你就必须对城邦有贡献。”

“正像你所说的。”格劳孔回答。

于是苏格拉底请格劳孔谈谈做贡献的打算。正当格劳孔思考的时候，苏格拉底问他是不是首先让城邦富裕起来，实现富裕的途径是让税收增多。格劳孔表示同意。苏格拉底又问，税收从何而来？总数多少？不足的补充来源是什么？格劳孔回答对这些问题没有考虑过。之后，苏格拉底又问他对治理国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的看法，如削减开支、国防力量、防御战略、粮食供应等。格劳孔要么回答没有考虑，要么说不清楚，要么推托这类事没必要亲自照管。

看到格劳孔为难的样子，苏格拉底进一步开导他说，“国、家一理。国家人口多，一些问题确实很难说上来，但如果能帮助一家，就可以着手帮助更多的人家，你为什么不从增进你叔父家的福利试一试呢？”

格劳孔说：“只要叔父肯听我的劝告，我一定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

苏格拉底笑了；“怎么？你连叔父都说服不了，还想希望包括叔父在内的整个雅典人都听你的劝吗？年轻人，要当心，你一心想要出名，可不要弄个适得其反呀！看看现实，在所有的事情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些知识最广博的人。反之，都是些最无知的人。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就应当努力对想要做的事求得最广泛的知识。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胜过别人；当处理事务的时候，你也就会很容易地获得你所期望的目标了。”

高傲的、一心想做领袖的格劳孔被说服了。

古希腊有一位大学者，名叫苏格拉底。一天，他带领几个弟子来到一块麦地边。那正是收获的季节，地里满是沉甸甸的麦穗。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的尽头等你们。”

弟子们听懂了老师的要求后，就走进了麦地。

地里到处都是大麦穗，哪一个才是最大的呢？弟子们埋头向前走。看看这一株，摇了摇头；看看那一株，又摇了摇头。他们总以为最大的那一穗还在前面呢。虽然，弟子们也试着摘了几穗，但并不满意，便随手扔掉了。他们总以为机会还很多，完全没有必要过早地定夺。

弟子们一边低着头往前走，一边用心地挑挑拣拣，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大家听到了苏格拉底苍老的如同洪钟一般的声音：“你们已经到头了。”这时，两手空空的弟子们才如梦初醒，他们回头望了望麦垄，无数株小麦摇晃着脑袋，似乎在为他们惋惜。

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这块麦地里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它；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最大的一穗就是你们刚刚摘下的。”

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听了老师的话，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生仿佛也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一穗。有的人见到了颗粒饱满的“麦穗”，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有的人则东张西望，一再地错失良机。当然，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那一穗拿在手中，才是实实在在的。

从前，在希腊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名叫苏格拉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来投奔他，向他学习聪明智慧。他讲了许多开心的事情。他讲述的方式非常生动，所以听的人都不感到厌烦。

一个夏天，他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房子。房子非常小，他的邻居都很纳闷，这房子怎么会使他满意呢？

“您这么一个大人物，却把自己的房子盖成这么一个小盒子，有什么道理吗？”

“确实没有什么道理。”他说，“不过这个地方虽小，但是如果我能使它容下真正的朋友，我将会认为自己是快乐的。”

苏格拉底坐牢时，听见隔壁牢房里有个新来的犯人在哼歌，那是一首新歌，他以前从未听过。苏格拉底急忙请求唱歌的狱友教他那首新歌。

监牢里的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是死囚，行刑日期迫近。听了他的请求，唱歌的囚犯很吃惊：“您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处决了吗？”

“我当然知道。”苏格拉底轻松地回答。

“那您为什么还要学新歌呢？”狱友不解地问。

这位伟人回答说：“这样我死的时候就多会一首歌。”

——摘自《环球时报》

柏拉图（前427—前347）家境优裕，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文法、修辞、写作成绩优秀，并对文学很感兴趣，写过不少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他身体健壮、体力过人，非常喜爱体育活动，擅长多项运动项目。他也喜爱音乐和绘画，并有较高造诣。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大约20岁时开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此后跟随苏格拉底8年，是苏格拉底的忠实信徒和亲密朋友。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诬告并处死，株连到柏拉图，柏拉图被迫离开雅典流亡国外，达12年之久。

他逃离雅典后游历了许多地方，如文明古国埃及、北非的希腊殖民地昔勒尼、意大利岛南部的城市塔林敦、西西里岛的城邦叙拉古等。在叙拉古由于与该城邦的僭主发生政治分歧，触怒了僭主，被卖为奴隶，幸遇朋友相助将他赎出，送回雅典，那时他已40岁。

柏拉图提出了比苏格拉底更为完整的教育理论。他的教育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最著名的一本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当时希腊各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不够理想，弊端很多。于是他把当时希腊的各种政治制度以及当时希腊以外（如埃及等）的政治制度加以分析、比较、综合、总结，设计了自己的一种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理想国家。这个“理想国”其实是一个奴隶主统治的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其中也有不少很好的主张，这些主张对后世的政治有很大影响。《理想国》一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谈教育的，所以教育界把它看成一本重要的教育著作。

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认为抓好教育应是统治者的头等大事。他主张教育应该由国家来办理，由国家实行严格控制，教师应由国家聘请，教什么内容应由国家审查。他认为，所有公民，不分男女，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奴隶除外），都应从小受到强制性的教育。他提出的教育内容非常广泛，主张受教育者应该德、智、体和谐发展。他提倡早期教育，是最早提出胎教的人。按照他的主张，儿童受学前教育应该愈早愈好。学前教育应以游戏为主。

和苏格拉底同年生，是同一区及同一族的人，是总角之交，又是多年的老朋友，有时也去广场听苏格拉底讲学，与苏格拉底间也是“师友间”的“风义”。作为雅典的巨富，他在苏格拉底受审时及苏氏投入狱中后不止一次表示愿意出重金为苏格拉底免除一死。但是苏格拉底执意不领情，舍身取义，为维护雅典民主制度所制定的法律献身、殉道。苏格拉底认为交纳赎金以求免于一死，实际上是承认自己有罪，这是苟且偷生。而不承认有罪，甘愿接受法律的裁决，虽然被处死了，但大义凛然，作为哲人，是最崇高的殉道表现。

苏格拉底对他说：“在没有找到别的好办法之前，我不能照你所说的那样去做，我不能听从你的劝告，请原谅我。”随即，苏格拉底甚至说：“就算那些人要使用比现在更加残酷的手段，如监禁、没收财产、杀戮等，我也不愿意逃走。”

色诺芬（Xenophon，约430～354BC），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弟子。公元前401年参加希腊雇佣军助小居鲁士（Kurush，约前424～前401年）争夺波斯王位，未遂，次年率军而返。前396年投身斯巴达，被母邦判处终身放逐。著有《万人远征记》《希腊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续编，叙事始于前411年，止于前362年）以及《回忆苏格拉底》等。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存在本体就是神，就是善，他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苏格拉底的。神的观念一直是希腊哲学的起源地和归宿，而希腊哲学在其发展中也不断改变和净化了人们原先的神观念，两方面是彼此互动的。作为一位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敬畏神吸取了他变革哲学的智慧和力量。他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只牛虻，一个肩负着神的使命助人从善爱智的使者。这是他对神的敬畏虔诚，也是他对人的热爱鞭策。只有联系到他的神观念，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主张的“自知无知”命题的深刻含义。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仿佛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哥德巴赫猜想”。苏格拉底好像在为自己申辩，可是他又有意在死亡之中觅求真理，他的死仿佛是道德与法律的合谋。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体认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但是，由于苏格拉底生前特立独行的为人风格和颠覆性的哲学理念，使他在身后也受了不少争议。自19世纪兴起的非理性主义在欧洲的迅速传播，关于以苏格拉底等人为首的理性主义者的争议也此起彼伏。19世纪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著作《快乐的科学》《朝霞》等著作中曾强烈抨击苏格拉底，把苏格拉底称作“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的“始祖”。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最早显现于苏格拉底人格之中的那种对于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识之普遍造福能力的体现”。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影响笼罩着世世代代，直至于今日。自苏格拉底世代以来，人们相信科学至上，知识万能，思维能洞悉事物的本质。这种理念是“一种专横的，绝对的信念”，因而也就是信仰。所以，“即使科学也是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的，根本不存在'无前提的'科学”。

公元前2世纪时西塞罗曾赞誉：“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呼唤下来，把它放在城邦、引进家庭，用它省察生活和道德、好与坏。”不过，说这番话时，西塞罗是把苏格拉底当作“政治哲学之父”来看待的。时至20世纪，迈尔(HeinrichMaier)说：“苏格拉底为之奉献一生的所谓哲学不是形而上学、不是伦理学，也不是修辞学。它根本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科学，而是追求完美的道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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