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利·普吕多姆

两岁时父亲去世，与寡居的母亲和一个姐姐一起住在巴黎和巴黎南部的夏特内。

1860年转而投身法律并在巴黎一家公证处谋到了职位。

26岁出版第一部诗集《诗歌集》。

1863年刊于《国内国外评论》上的《艺术》。

1865年，一位朋友资助印行了普吕多姆诗集的第一卷《长短诗集》。包括诗歌《破碎的花瓶》《我再也见不到她》《所有的紫丁香都已死在地上》。

1866年出版了另一部抒情诗集《考验》。

1866年——1868年出版《意大利笔记》。

1869年出版又一册抒情诗《孤独》。

1869年用诗体翻译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约公元前60年）的第一部，改用了《卢克莱修：物之性》这一标题。

1870年出版《战争印象记》；同年创作《法兰西》。

1872年出版《命运》。

1875年出版《徒然的柔情》。

1878年出版《正义》。

1886年出版《三棱镜》。

1888年出版《幸福》。

1892年出版《诗歌艺术沉思录》。

1897年出版《诗诫》。

1905年出版《帕斯卡尔教理真义》。

1908年出版《残存物》《飘流物》《苏利·普吕多姆作品集》。

1911年出版《与女友通信集》。

1907年9月7日在妹妹的陪伴下坐在花园里平静地逝世。

普吕多姆同德·里斯勒一样，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对哲学的关注。他毕生都希望能在生活中发现某种意义，使他得以摈弃自己的悲观主义。普吕多姆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不同的另一点就是他对科学的偏好。普法战争给普吕多姆这样的年轻诗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同其他高蹈派诗人一样，在对战争恐怖的害怕和对祖国的热爱的困扰中苦苦挣扎。战事初起，普吕多姆便出版了充满和平主义观点的《战争印象记》。然而，经历了战争、围城以及最终的战败、被占领的屈辱之后，他创作了《法兰西》，这是一组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的十四行诗。

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普吕多姆就在寻求对他的社会加以观察分析，由此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抒情诗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样，讨论人类内心的种种悲剧。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学成分甚至玄学成分更多的诗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质问，在他的《私人日记》1864年1月1日这段中，普吕多姆评论道，他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允许发生圣地亚哥教堂大屠杀，并注意到，这个题材十分适于写成一首诗。8年后他出版了《命运》，这是一首哲理长诗，探究了圣地亚哥惨案的含义。普吕多姆越来越多地创作这类长诗，而不多写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诗。他的最后一部抒情诗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讨论了对爱情毫无希望的追求。此后他写出两首长诗《正义》（1878）和《幸福》（1888），前者显示诗人对社会进步的关心，后者指出幸福仅仅存在于牺牲之中。其他诗集尚有《三棱镜》（1886）、《残存物》（1908）等。他的诗充满寓意和象征，有时不免有说教的成分。

从普吕多姆的散文作品表可看出他对玄学和美学的兴趣。

不过，许多人依旧喜欢他早期的抒情诗，还是有许多读者把他的《破碎的花瓶》称为他最优秀的诗作，这使普吕多姆很不高兴。意味深长的是，瑞典文学院与这些读者观点一致，将授奖理由主要基于其抒情短诗，而将他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说教简单说成是作为第一位文学奖获得者合适的素质。瑞典文学院过分抬高了普吕多姆在他那个时代的诗人中的地位，他们认定他年轻时的抒情诗是他最优秀的作品。

《诗歌评论》一类的法国杂志欢呼普吕多姆中选，同时代的那些把他看成是“他国家主要的诗人哲学家”的批评家们也对评奖委员会的决定大加赞扬。然而，拥护象征主义事业的期刊，如《法兰西信使》和《西方》，则对此大加攻击，认为这一决定表明鼓吹道德说教的保守主义文学派别战胜了捍卫诗歌自由的人们。

《泰晤士文学副刊》于1907年普吕多姆刚一逝世便刊登了一篇长文（9月13日），综述了英国人对这位法国诗人的看法。“他是一位思辨诗人”，他宣传了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思想和感情”，而这一切，现实主义者雨果办不到，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和魏尔仑也办不到。很清楚，人们认为，把普吕多姆看成新时代的诗人十分合适。在这新时代里，科学希望能改善人的命运，可科学家依然是平常的人，为疑虑和绝望所困。《泰晤士文学副刊》说：“在这位诗人心底，埋藏着一位早夭的工程师。”

斯洛森在《独立报》上说，普吕多姆是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

E．E．斯洛森在《独立报》（1902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赞扬普吕多姆的成就：“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多地在其诗行中蕴含了科学所能聚集的新材料，并极好地表述了作为这一时代特征的实干与钻研的精神”，斯洛森说，诗人的疑虑反映了科学思想特有的不确定性，而诗人将人道主义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失去了旧有稳定性的科学家们典型的反应。

美国新闻界几乎没有注意到首次文学奖，一位同时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将此归因于他的同胞对法国诗歌的一无所知。

对普吕多姆来说，美与真理不可分，正如对约翰·济慈一样，这又可以在其《私人日记》中找到证明。在1868年6月5日那篇日记中，普吕多姆兴奋地写道，他终于认识了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艺术家能创造一个在美学上使人愉悦的形式，人类也能呼应其道德观念而使其自身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