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刘易斯

刘易斯1885年生于明尼苏达州的索克中心镇，童年是在痛苦和孤独中度过的，他被认为是个古怪的孩子，成为同伴们玩弄和嘲笑的对象。这段经历使他对小镇庸俗偏狭的生活深恶痛绝。17岁时，他远离家乡到外地求学，经过半年预科学习，考入耶鲁大学。在耶鲁，他仍然是个局外人，这使他一度离开学校，去过厄普顿·辛克莱创办的社会主义居民试验区和纽约、巴拿马等地，后又重返学校。1908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几家出版公司靠打杂糊口，并开始创作。两后后，他又到纽约做编辑工作。1916年，他辞去编辑工作，专门从事写作。

刘易斯一生创作20多部作品。他早期的五部长篇都是具有浪漫气息的通俗小说，这只能算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段学徒插曲。20年代是刘易斯创伤最旺盛时期。1920年，他以《大街》一举成名后，又推出《巴比特》（1922）和《阿罗史密斯》（1925）。这三部作品被认为是他的最优秀之作，其中《巴比特》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阿罗史密斯》曾获1926年普利策文学奖，但他拒绝受奖，以抗议保守派以前对《大街》的非难。此后他又写了《艾尔麦·甘特利》（1927），《多兹沃思》（1929）等长篇小说。1930年，“由于其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他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30年代后，刘易斯的作品较缺乏浓度，写作技巧也较前逊色。家庭烦恼使他晚年精神失常。在1929年，当《多兹沃思》问世时，刘易斯作品中的感伤温情笔调又开始支配了现实的、讥讽的笔调。山姆·多兹沃兹是巴比特的另一翻 版，但在这里刘易斯却认为中西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自有其优越之处。在1930年他甚至谈到将所有的改革者装船送往德国。《安·维克斯》（1933年）和《无辜的人》一样，赞美了美国的小城镇。《艺术的工作》（1934年）以一个旅店老板为主人公，并诋毁一位自诩的作家。虽然保守的巴比特把国家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他不受旧俗影响的孩子身上；但在《挥霍无度的父母》（1938年）中，沉着冷静的弗雷德和黑兹尔却希望国家将能挽救他们激进、愚蠢的子孙。刘易斯与中产阶级美国相妥协的进一步明证就是他在1935年被接纳为全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的成员，1937年他又成了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的一员，而他以前斥之为阉割和驯服文学的机构。1943年出版长篇小说《吉顿·帕兰涅斯》，1951年出版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王孙梦》。

1951年1月10日，辛克莱·刘易斯病逝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后来，其遗骸移葬于故乡索克山特镇，供后人瞻仰。

刘易斯善于嘲弄“美国生活方式”，他擅长运用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等方式进行讽刺，充满讽刺、诙谐，风格粗犷、直率。这一切，也是美国新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追求实利是美国实用主义文化的典型体现。在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中，利益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追逐利益几乎是所有人行动的中心。在《巴比特》中，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赚钱，这是“美国商业社会的活力和远见对教育科学所作的贡献”。家庭自学课程辅导班为了吸引学生，广发广告传单。为了吸引更多生源，获得最大利益，广告商抓住民众热衷于赚钱的心态，在广告传单上大肆宣传自己的课程可以帮助他人赚钱。“第一张正上方是启发教育的符号——不是过时的灯盖、火炬、或者智慧之神密涅瓦的猫头鹰，而是一排美元的符号”气有些广告为了吸引客户，大标题就开门见山地标上“钱！钱！钱！”。教育被同利益直接联结起来。对利益的追逐，使得人们更为浮躁，比起耗费大量时间学习，短期速成的学习更吸引人。“任何男人、女人或儿童不需要累人的练习、特殊训练或者长期研究，也不必浪费时间、金钱或精力，都能学会看谱演奏钢琴、班卓琴、短号、黑簧管、萨克斯管、小提琴或击鼓，并且学会视唱”。

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小说中大量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关系的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有利益来维持，刘易斯批评了这种关系。在物质化的社会中，人都是自私的，贪图物质享受，任由物性支配着自己。为了取得成功和发财致富，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地打击自己的同伴。与人交往时，也以获得利益为目的。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和利益的，则积极交往，巴结逢迎；反之则敷衍回避。人同人之间只剩下冰冷的利益关系。

标准化和一致性是当时的一种不良社会现象。辛克莱·刘易斯在此以巴比特的经历作为例子，有力地攻击了标准化与一致性。它们的势力如此之强以致成了人们的精神枷锁。有些人受其束缚却毫无感觉，反而乐在其中，其他人呢，虽然意识到这令人讨厌的限制，却又无路可逃，只好忍受着。这正是辛克莱·刘易斯的抨击目标之所在。

刘易斯《大街》等小说就是对2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方式的生动和逼真的呈现。当时的美国正从一个以生产为主体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主体的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代表现代文化思潮的青年与保守的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出现了一系列带偏执狂色彩的“非寻常事件”。而当时的文学领域则主要是两种现象的并存：一是占据主流地位的豪威尔斯式的粉饰太平、温文尔雅的“乡镇神话”，二是不满于国内保守的文化氛围、自我流放巴黎的“迷惘的一代”的特殊的文学景观。刘易斯正是通过对长期浸润其中的文化的深刻体验、精细观察和理性的思考，以一名斗士的勇气，勇敢地站了出来，一反当时流行的歌功颂德的叙事文风，也不同于以逃避现实、以理想和梦的破碎来阐释迷惘的叙事文风，对其中感受最深的“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于一体”的民族文化特征所呈现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叙事。由于它所叙述的反叛的文化叙事与20年代特殊的文化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民族文化共享的意义、信仰与价值，因此，其所体现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了民族文化意识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成就绝非空穴来风，又都与作家刘易斯自小的成长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易斯的成长环境虽然也有缺陷，如生母的过早离世、父亲的不理解、对周围环境的不满意等，但更多的是关爱、强烈的求知欲和书海漫游的历程，是细密观察环境、犀利解剖环境然后改变环境的磨砺过程。收获的不是恨，而是非凡的观察力、准确的表现力、渊博的知识储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追求美好、揭示丑陋的意志力和反叛精神。刘易斯《大街》等来自大街的反叛文化叙事小说，从埋下种子，到破壳而出，经历了差不多三十年的锤炼过程，正因有了这些独特的历史语境，辛克莱·刘易斯这位美国人在精耕细作的民族文化沃土上开创出了新的文风——美国式的风格，辛克莱·刘易斯成为了美国文学的开路先锋。

刘易斯小说中的女性问题也吸引了当代批评的注意。刘易斯的成名作《大街》就是通过一个女性的意识，通过她矛盾的心态来展开故事的。《大街》出版的同一年，美国妇女获得了选举权，那正是历史上女权运动勃然兴起的时候。而今天，女权或女性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话题。在这部成名作中，刘易斯选择女性作为小说主人公，对一战后美国生活的好几个方面进行了反映：在这个政治解放、社会变迁的时代中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女性的认识态度的改变，以及对传统的性别角色进行的反叛等。因此《大街》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除了《大街》以外，《职业》、《安·维格斯》和《卡茜·丁伯莱》（Cass Timberlane ，1945）等，都表达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不愿成为“附件”而寻找自我的主题。在20年代，已婚妇女有没有工作权利是一个热门话题。尤其在《职业》中，刘易斯将职业妇女尤娜·戈尔登作为小说主人公，将她追求事业面临挫折的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明确支持妇女在就职方面的平等权利，反对性别上的双重标准。他的很多思想早于60年代的女权意识。刘易斯作品中女性主义题材十分丰富，还有待于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刘易斯的小说也绝对不是只突出了文化意义而缺乏艺术性的作品。马丁·巴库指出刘易斯努力使得美国小说既是艺术的描绘又是一种美国生活的严肃批评。而且也正如罗伯特·麦克拉夫林所说的不是因为刘易斯有美学上的缺陷，而正是因为他艺术上的成就，刘易斯的小说才如此出色。

刘易斯在他的小说中所创造的人和物往往都具 有象征意义和普遍意义，譬如《大街》中的“大街”和《巴比特》中的巴比特。刘易斯从美国民族的乡镇、商业等文化群体中撷取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故事，通过运用适合其文化形式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中把它展示出来。由于它所叙述的故事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这些文化群体共享的意义、信仰与价值，因此，其所体现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认同的成员既包括所述文化内的成员，也包括所述文化外的成员。刘易斯的文化叙事使得此前只能被人们体验和感觉到的无形的习俗成为了有形的习俗，获得了英语世界各民族文化成员的广泛认同。如“大街”（Main Street）泛指以保守、狭隘等为特征的典型小城镇居民和以狭隘乡土观念和实利主义为特征的地方或环境。“巴比特”（Babbitt，Babbitism，Babbitery）成了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的代名词。如费伦所论，刘易斯的这些叙事也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变化，它的文化成员可以从完全符合这些习俗的特点到完全地颠覆这些习俗，而颠覆这些习俗正是刘易斯文化叙事的目的。

辛克莱·刘易斯笔下对于物的细节描写，其实是在传达一个重要信息，物的每个细节都让主人公不自觉地迷恋，而每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对于物的迷恋，都是一种欲望的呈现，辛克莱·刘易斯的诸多小说都在展示物欲迷恋的方式同时，表达了一种警惕和忧思。在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当中，关于物质主义、物质崇拜等相关的描写涉及到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小说《巴比特》中，巴比特有深深的物质崇拜倾向。巴比特的家中充满了不必要的商品。他使用的闹钟是全国最好的一种闹钟，带有全部现代化的配件，模仿大教堂的钟声，连钟面都是夜光的。巴比特太太的梳妆用具几乎全是纯银的。巴比特卧室中的床塾是花了大价钱的现代化床垫，桌子上摆着一本标准床头书。就像桌子上的那本从来没被翻过的床头书一样，这些商品本不是人的必需之物。这些满足了巴比特虚假需求的商品让他感到幸福。他对自己充斥着各种商品的家充满了自豪感。巴比特有一只精致的雪菊点火器。在对这台点火器向往了一个星期之后，巴比特终于为了节省买火柴的钱以及划火柴的时间而买了这台点火器。对这台点火器充满喜爱之情的大有人在。巴比特的顾客对此也赞不绝口，还兴奋地同巴比特讨论了点火器的各个细节。购买商品不能满足巴比特对物质的崇拜之情，他还返歌赞美一切机械器具，把他们看作真与美的象征。对商品的虚假需求，使得人们成了商品的奴隶。商品不是因为人的需求而被生产出来，而是人为了消费商品而活。人占有的商品越多，获得的幸福就越多，人们完全成了拜物教信徒。

以往学术界认为刘易斯的小说没有艺术性或者是艺术性低劣，有的人还认为刘易斯的小说是现实主义和讽刺文学的矛盾杂糅，但是现代现实主义多元化叙事策略的揭示对刘易斯小说的认识起到了促进作用。这表明了刘易斯的小说不是缺乏艺术性，更不是艺术性低劣，而是拥有相当超前的叙事策略。

连接-发展-断裂-连接的多元化叙事线条最大的优势在于能把人物置于外部的现实世界中，与生活中各种艺术的、科学的、宗教的、政治的、商业的、边缘的、中心的、偏狭的、自满的等各种个人和社会群体相连结，从而生动逼真地呈现出各种迥异的现实生活画面，体现了“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于一体”的矛盾的文化特征在个体性人物和社会群体身上的各种同中有异的表现特征。

刘易斯对其感受最深的民族文化特征的文化叙事是成功的，其成功也在于他对叙事艺术的贡献，他的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叙事特征及其多元叙事策略的建立为其对民族文化特征的深刻揭示提供了有力的表述手段。刘易斯灵巧娴熟地驾驭这一工具，对美国文化所呈现了五彩斑斓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生动逼真的叙事。

辛克莱·刘易斯凭借1930年作品《巴比特》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由于他充沛有力、切身和动人的叙述艺术，和他以机智幽默去开创新风格的才华”。

刘易斯的秘书巴拉比·康拉德（Barnaby Conrad）说道，“海明威曾说过：‘辛克莱·刘易斯并不重要’，但是我怀疑，一百年以后，当人们想知道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求教海明威的令人厌倦的侨民们，而是转向卡萝尔、巴比特、多滋沃斯、阿罗史密斯和埃尔默·甘特利。”

1929年8月10日，赵景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一文，将美国小说家分为“罗曼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家”和“社会小说家”等几种类型，刘易斯被贴上了“社会小说家”的标签，首次被译介到中国文坛。一年后，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第46章“新世纪的文学”中介绍了杰克·伦敦、辛克莱·刘易斯等作家，称他们“已被公认为重要的美国作家”。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写作潮流几乎主宰了整个中国文坛，随着这股写作潮流，刘易斯及其作品《大街》在这一时期被多次译介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译本，掀起了译介高潮。

尽管刘易斯的才能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衰退了，但他还有一个基本 观点没有改变：他声称自己的作品受亨利·大卫·梭罗的影响最大。他作这样的表白意味着自己本人也在寻求强调个性自由的重要性。在《不会发生在这里》中刘易斯写道：我在思索历史的时候，越来越坚信当今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自由、探究、批评的精神所完成的，因而保护这种精神就比保护任何社会制度更为重要。

在《大街》和《巴比特》中，刘易斯展示了这种精神的毁坏；在《阿罗史密斯》中，他证明了这种精神对于具有威胁性的物质主义、随波逐流和自满自足的胜利。要是刘易斯仅仅写了这三部小说，要是他在1926年或者1930年逝世，他的文学声望也许会更牢靠。然而，他毕竟写了这些作品。正如《曼彻斯特卫报》所说，只要“打字机在响着，工资是高的，教育是自由的，影剧院是繁荣的，政府是由人民组成，受人民监督，为人民工作。要使脚步迈得轻松而愉快”，那么这些有关自由精神对保守势力的争斗以及对于平凡庸俗的大手笔描绘仍然有其中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