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年2月18日～）美国黑人女作家。生于俄亥俄州钢城洛里恩，父亲是船厂焊接工。母亲是忠实教徒并且参加教会歌咏队，在白人家帮佣。为了逃避种族歧视，父母从俄州（美国中西部）迁徙到美国南方，又为了工作迁移到北方。父母都为黑人文化感到骄傲，她从小在家里学会无数的黑人歌曲，听过许多南方黑人的民间传说。在黑人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她读遍与此相关的书籍，尤其对文学有兴趣。

小学一年级时，她是班上唯一的黑人，不过很能和白人孩子为友，直到开始交男朋友时才感觉到种族歧视。

1949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专为黑人开设的，攻读英语和古典文学。大学毕业后，又入康奈尔大学专攻福克纳和伍尔芙的小说，并以此获硕士学位。此后，她在德克萨斯南方大学和霍德华大学任教。

1966年，她在纽约兰登书屋担任高级编辑，曾为拳王穆罕默德·阿里自传和一些青年黑人作家的作品的出版竭尽全力。她所主编的《黑人之书》，记叙了美国黑人三百年历史，被称为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

1969年，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发表，此后，她经常应邀撰写社会评论，为黑人的利益而呼号。

20世纪70年代起，她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和巴尔德学院讲授美国黑人文学，并为《纽约时报书评周报》撰写过30篇高质量的书评文章。20世纪70年代初，也是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莫里森曾在一篇名为《黑人女性对女权运动的态度》的文章中公开发表过自己对当时女权运动的看法。

1988年起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讲授文学创作。同年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

1993年，她的作品由于被认为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表达方式，而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黑人女作家。

2003年托妮·莫里森出版新书《爱》，再一次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2012年发表第十部小说《归乡》。

2015年4月，面对美国社会有一次变得严峻起来的种族问题，在接受《每日电讯报》的专访时，她再一次公开对种族歧视提出批评，并为种族平等做出呼吁。

2019年8月6日，据美联社报道，托妮·莫里森去世，终年88岁。

莫里森的主要成就在于她的长篇小说。在莫里森60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写了11部小说、5本儿童读物、2部戏剧、一组歌曲和一部歌剧。

1993年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她的评价是：“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

《观察家》报：“当她开口讲话，整个美国都洗耳恭听。”

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埃伦：“莫里森“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充满活力”。

莫里森将黑人生活的残酷现实与魔幻现实主义以及令人惊叹的散文交织在一起，为她赢得了一批忠实的文学追随者。她能够塑造复杂的人物，构建历史上密集的世界，这一点备受赞誉。

莫里森这些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笔触细腻，人物、语言及故事情节生动逼真，想象力丰富。

托妮·莫里森自觉地将小说创作与民族解放使命联系起来，用她的笔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当今黑人民众的生存境遇，从中揭示出霸权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破坏。不仅如此，她还力图通过文学话语呼吁黑人知识分子转向黑人民族文化本身，从过去那些被白人主流文化鄙弃的传统中重新建构民族意识。同时，身为一名女作家，莫里森又凭借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依托其特殊的女性经历，把黑人女性寻求自我的历程和重构黑人民族意识的进程紧密相连，形成交互共进的发展趋势。

莫里森所有作品中，黑人角色反抗命运付出的最大代价之一就是家庭和亲情。对于非裔美国奴隶而言，远离故乡，维持家庭联系是他们智慧和坚韧的结果，也意味着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因此，由于反抗命运而失去“家庭”这一珍贵财富，成为莫里森作品对黑人命运的无奈叹息。莫里森所有小说中最极端的抗拒命运的故事来自《宠儿》。小说主人公之一赛特在经历了逃跑反抗之后感到命运的无奈，决定不再让自己的女儿重蹈覆辙，于是亲手割断了婴儿的喉咙。既然种种反抗都只能换来无奈的结局，只能通过死亡换取真正的自由。这一情节来源于史实，莫里森通过奇幻的手法使这一瞬间撕心裂肺的绝望定格于世界文学史。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同年，奴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大约400万黑奴获得了自由。然而，废奴后的美国黑人贫困无助，在社会上孤立无援。“他们从以前的庄园中获得解放，但除了脚下尘土飞扬的路，他们一无所有……”因此，莫里森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奴隶制度废除后非裔美国人的尴尬的生活状态，以及种族隔离对美国黑人身心的严酷摧残。譬如，在小说《秀拉》中，莫里森描写了黑人社区的原貌，证明虽然有了成文法律名义上保护黑人的权利，但他们未获得真正的平等自由。小说中提到的黑人笑话，揭露了所谓黑所享受的平等自由其实都是谎言。虽然黑人被解放了，但是享有的是极度贫困中的自由，必须面对种族隔离的现实。黑人社区也被边缘化，他们被迫居住在偏远的地区，进入城市和白人做一样的工作，却只能是廉价劳工。

如何才能治愈黑人民众心底里沉积已久的历史创伤，使之摆脱对于自身的认识误区，这一关系到黑人民族命运和前途的迫切问题使得托妮·莫里森陷入了沉思。经过深思熟虑，莫里森意识到，要彻底改变黑人民众的认识观念，就必须找到一个真正适合民族振兴的契合点，使整个民族明确自觉奋斗的方向。因而，在探索黑人族振兴之路的问题上，莫里森提出了重拾黑人文化遗产的思想。这本身就包含着作家要医治黑人民族的心理创伤，从内因上寻求振兴黑人民族的良苦用心。

纵观莫里森的所有作品，或多或少都因自我否定而迷失的黑人角色。他们由于美国白人长期的精神压迫，逐渐失去斗志并忘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成为奴隶制度和主族主义的无声的牺牲品。莫里森痛苦地揭示在充满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里，黑人如果抛了自已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我价值，丧失了民族本性，导致自我灭亡。

譬如，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母亲波莉羡慕白人生活与文化，逐渐觉得自己的丈夫与亲生女儿因黑色皮肤而倍显丑陋，不值得去关爱和为之付出。相反，主人家那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倒是显得非常可爱，值得她经常爱抚和悉心照顾。就这样，波莉在假想中抛弃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幻想自己和白人主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成为莫里森作品中因自我否定而异化的典型。同时，小说的主人公女孩佩科拉最希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透过这双眼睛，她可以看到一个没有罪恶，也没有别人对她的歧视的美好世界。“蓝眼睛”本身是白种人的基因特征，因此，拥有一双“蓝眼睛”就意味着摆脱黑人身份，成为令人羡慕的白人。小女孩的这一愿望其实反应了很多当时美国黑人的心理状态：不幸的命运来自于低等的肤色和基因。这样一种自我否定甚至是自欺的心理，正是美国白人对其长期进行心理奴役的产物。

黑人文化的回归是莫里森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正如非洲和美国在地理上分离的一样，非洲美国人的自由也是断裂的。一方面，渴望加入美国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身的黑人文化传统。因此，总是在自我和异化之间痛苦地挣扎着。这里黑人自我异化主要由于自我与自身文化传统的断裂（主要表现在忘记过去，历史和母亲缺席等）和白人世界中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渗透和颠覆造成的，而莫里森的小说旨在修复黑人文化，文化传播的断裂及持续性中黑人自我的异化。莫里森认为，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以外，必须保留住黑人文化。在她看来，黑人只有返璞归真，恢复本民族古朴的风范，才能摆脱白人文化的精神桎梏，黑人才能拥有自己真正的灵魂。

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所罗门之歌》把回归黑人文化这个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莫里森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在黑人文化洗礼下最终返璞归真的黑人少年奶娃。黑人吟唱的所罗门之歌以及所罗门飞翔的传说贯穿整部小说，是黑人文化的象征也是黑人向往自由，回归自我的精神寄托。该歌曲在小说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所罗门之歌中奶娃出生了，在奶娃深受父亲梅肯的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影响，逐渐向白人文化价值观靠拢的时候，所罗门之歌指引着他走向黑人文化的守护者——奶娃的姑妈彼多拉的身旁，最后奶娃在所罗门之歌中得到启示，找到了自己的祖先，完成了自己的寻根之旅。小说中的彼拉多不受白人文化的影响，她用自主、自信、博爱和勤劳重建了黑人的文化传统，是黑人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是黑人民族的灵魂，是引领整个黑人民族飞翔的领航员。“她平滑的腹部标志着她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从神秘意义上讲，她是大地，是万物之母。”正如小说描绘的那样，她是唯一的一位脚从未离开地面却能飞翔的人。她“赋予”奶娃生命，引导奶娃踏上南方寻根之旅，还原了奶娃被白人文化漂白了的灵魂。在南行过程中，奶娃追随着祖先留下的脚印，来到黑人传统文化的故乡。在一系列黑人文化的洗礼中，奶娃蜕去身上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外壳，脱胎换骨，成了一名真正的黑人。从奶娃最初的象征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寻金之旅”到后来象征着黑人文化回归的“寻根之旅”，暗示了黑人文化对黑人民族回归自我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最后，奶娃的纵身一跃，像北极星那样明亮，那样轻快地朝着他所在的山顶盘旋过去，他终于领悟到：“如果你把自己交给空气，就能驾奴它”。黑人传统文化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唤醒了黑人内心深处的黑人魂，引领奶娃走向飞翔，引领整个黑人民族飞向自由。

非洲裔美国黑人作为美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少数族裔，一直处于受奴役和被压迫的地位。一百多年来，他们怀着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不屈不挠的与种族歧视做斗争，在美洲大陆上谱写了一篇篇血泪史。在这种多元文化杂糅的美国社会里，美国黑人应该固守黑人传统文化还是追随美国白人文化，黑人文化的出路在哪里，这一直是莫里森小说中所关注的主题。

“现在的一切所以有意义全在于有过去的存在，而且，我们一天不去诚实地评判过去，过去的狰狞面孔就一天不会消失。”非裔美国人只有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正视那段持续了三百年的苦难。才能从中汲取力量以治愈黑人民众的历史创伤，重建民族意识。

如何正视历史，更好地把握现在与将来，这个问题困扰着当代非裔美国人。以托妮·莫里森为代表的黑人女作家注重用新奴隶叙述话语对奴隶史进行细致的梳理，修正历史记忆，促进民族文化的复归和调节。黑人女作家企图通过这一文学话语反抗他们非主流、边缘化的社会身份，希冀唤醒民族意识，重构民族身份。

提倡新奴隶叙述的黑人女作家在修正“历史记忆”的过程中，揭开了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认识裂缝，消解了白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同时，以新奴隶叙述话语重现真实历史，治愈黑人民族的心灵创伤，以期建构积极、能动的民族意识。在文学艺术领域如何重构民族意识，莫里森与其他的黑人女作家看法一致，即植根于古老非洲的本土文化，挖掘传统的现代意义以构建非洲裔美国黑人的民族文化。因而，在小说创作中困扰里森自觉地继承了黑人文化传统，大量运用黑人民间故事、神话仪式和宗教信仰等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将其进行现代化转型，从而使之促进自立的黑人意识与民族文化的形成。

莫里森以非洲民间传说为框架反映现代黑人的境况。民间传说是一种保持传统非洲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在美国黑人文学中，有不少黑人作家都是以传统的非洲民间文化为素材进行创作，但与之不同的是，莫里森并不是简单地利用民俗文化，而是创造性地在整体结构上以民间故事为基本框架，将传说或历史与现实、想象与事实融为一体，从中再现美国黑人的生存境遇。柏油娃的民间传说讲述了白人用柏油铸成小孩的模样，捕捉偷吃卷心菜的兔子的故事。莫里森的第四部小说《柏油娃》以同名非洲民间故事为框架构思，将男女主角森和雅丹与兔子和柏油娃相对应。他们是一对相爱却又挣扎着脱离对方“柏油”般勃附力的黑人青年男女。前者固守黑人文化之根，后者则是完全欧化的产物，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注定了他们爱情的破裂。可见，莫里森在非洲民间故事的背景下影射出了现代黑人在传统与现代、黑与白两种文化之间的困惑与追求。

莫里森对非洲传统的神话与仪式进行了现代阐释。自从被贩卖到美洲后，黑人们就一直梦想能够“飞”回非洲，因而“飞翔”的仪式就体现了黑人寻求自由和独立，找回自我身份的愿望。《所罗门之歌》中，“飞翔”的仪式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始末。受到父亲拜金主义影响的主人公“奶人”来到南方，企图找寻姑妈彼多拉留在山洞里的金子，不想找到了家族失落的神话。“奶人”从中得知他的曾祖父就像传说中的黑奴一样飞回了非洲老家，然而，他的自由却以抛妻弃子为代价。后来，“奶人”在姑妈的引导下学会了飞翔。“奶人”跃身飞起的刹那象征着他的回归，摒弃了物质追求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最终，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集中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承担起对自己过去的责任，这个自我在对别人的爱中拓展”。通过对会飞翔的祖先的寻觅，《所罗门之歌》超越了传统的寻宝故事的模式，不仅展示了黑人寻求自由的艰难历程，而且昭示黑人民众，个体在探索自我的生存意义时，应正确处理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群体的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黑人得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策略是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之下求得个性的发展。

莫里森延续了非洲传统的宗教观念以探究现代黑人的内心世界。非洲的传统宗教认为，人死后，鬼魂仍与生前的氏族、部落保持一定的联系，监视或参与部落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施以好的或坏的影响。如果活人没尽到对死者的义务，鬼魂就会变成某种怪异的幽灵行恶作祟、折磨活人。如果照顾得好，鬼魂就会频繁眷顾和荫庇族人。宠儿是个化作肉身返回阳间报复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的鬼魂。它不仅可以看作是复仇的幽灵，也可以视为奴隶制遗留在黑人内心的巨大创伤，是笼罩在黑人群体心头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于是，在莫里森的笔下，鬼魂既延续了传统的宗教观念，又被赋予了揭示现代黑人内心创伤的使命，成为了维系传统与现代的纽带。

作为深受殖民统治摧残和折磨的奴隶的后代，非洲裔美国黑人必须修正有关奴隶制的被掩盖、甚至被歪曲的历史记忆，因为这种改写是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文化获得自己合法性的重要前提。然而，弱势文化将怎样获得自己的自主地位和独立精神，以及在反抗西方。传统的斗争中，如何获取自己真正的异量？从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的局外人和边缘人的地位出发，以托妮。莫里森为代表的黑人女作家在她们的民间口头传统和西方文学传统中探寻文学创作的灵感，寻求符合民族特色的语言和结构以期建构黑人自己的民族意识。

《独立宣言》中最鼓舞人心的句子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然而在这样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非裔美国人却一直在奴役与自由的两极之间挣扎彷徨。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诸多作品，以深刻细腻的手法、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强烈的民族文化存在意识，展现了百年来美国黑人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演变。这一过程不仅是美国黑人人身待遇的变化，更是他们整体种族心理逐渐走向自由的过程。当今的美国，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好愿望尚未完全实现，因此，自我追寻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真正的自由，不仅是待遇上的自由，更是心理认知和民族认同感上的自由，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珍视。

在世界范围内，黑人女性遭遇的压迫和歧视是最为突出的，因为压在她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是黑人男性、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在奴隶制社会中，黑人女性就经历了极其悲惨的命运轮回，甚至是充满了创伤的一部部血泪史。同样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托妮·莫里森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试图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来唤醒人们对于黑人女性辛酸史的回味与同情，并积极鼓励黑人女性站起来进行勇敢的抗争。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创作主旨就是为了关注黑人女性，但是，它也涵盖了要进行人类命运关怀的高度。对于托妮·莫里森来说，自然就是白人欺压黑人的最好工具，然而，反过来自然又是黑人获得快乐和希望的源泉。她把黑人不幸的历史、坎坷的命运以及匮乏的精神世界作为小说创作的焦点所在，并从黑人的立场上来重新阐述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把自然环境与女性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 《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柏油娃》和《宠儿》。它们全面体现了这位黑人女性作家的女性主义元素。比如说在其作品《最蓝的眼睛》中，她的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作者对于工业破坏自然的极大不满。而在《所罗门之歌》中，她表达了女性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关系。此外，在《宠儿》中，托妮·莫里森又赋予了树、植物和自然新的使命，其目的就是为了从精神层面来安抚和支撑黑人女性。应该来说，托妮·莫里森的黑人本位文化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她对于黑人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寻的欲望，她在作品中表达了黑人应该珍惜自身生命的思想，是一种心灵的呐喊，从而表达了作者对于黑人女性的尊重和重视，以此来唤醒人们重新审视黑人女性的地位。

新奴隶叙述（neo-slvae narrative）从原奴隶叙述的自传体表述模式中超脱出来，复活为一种弘扬黑人民族文化、确立民族身份的文学思潮或文化形态，并发展成为20世纪晚期美国文坛上最富活力的文学话语。新奴隶叙述旨在以解构主义消解中心的方法解析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所造成的内在伤害，撕破“历史的虚假性”面纱以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托妮·莫里森曾说，“我的工作己成为如何揭开那层面纱”，“发现那些曾被遗忘于脑后的东西，并在它们的启示中重建世界”。于是，她试图在《宠儿》中叙述“那些不曾诉诸文字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去“填补有关奴隶叙述的历史空白”仁侧，引导黑人民众重新认识被种种伪装掩盖的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从塞丝认清奴隶制的罪恶到成功地逃出“甜蜜之家”，这一叙述模式与原奴隶叙述有类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原奴隶叙述者往往以大团圆的结局结束自己的逃亡生涯，这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冒犯听众，尤其是废奴运动的支持者，于是就产生了必要的妥协。莫里森对原奴隶叙述者进退两难的处境有所认识，“无论（奴隶叙述的）水平、修辞或形式如何，大众兴趣都使得作家们犹豫不前或小心地描述他们经历中更肮脏的细节”。〔叫为了更好地揭示殖民统治在黑人心理造成的历史创伤，莫里森改写了原奴隶叙述，在《宠儿》中一再使用rememory一词。在黑人的方言中，rememory既可用作名词，表示“记忆”，也可用作动词，表示“回想”。戴里（Gyar Daily）认为，莫里森以rememory一词表示“记忆作为一种自觉的活动和情感，相对于单纯地回忆往事”。原奴隶叙述主要是以行动和时间为主轴的线性叙述，而《宠儿》的叙述却是非线性的、破碎的。对于塞丝而言，外在的时间是停滞的，她的心灵状况正如蓝石路124号一样，被苦不堪言的创伤记忆囚禁着。惟有保罗·D的介入，塞丝才开始倾述衷肠，以话语治疗瘤疾；惟有迈出家门，向黑人社群求救，丹佛才开启了族群与个体对话的大门。莫卜莉（Marilyn Saders Moblye）指出，“经典黑奴故事把记忆当成是提供事实与时间的独白式的、机械的媒介，莫里森的文本则凸显记忆的对话特质以及建构和重建过去意义的想象力”。可见，莫里森拓展奴隶叙述的用意在于通过这种叙述话语修正“殖民化”的历史记忆，并呼吁黑人民众“取之于过去，用之于未来，在两者之间择其善者而从之”。

托妮·莫里森像个魔术师一样，把不同的声音结合组织起来，构筑成不同的人物形象，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生硬地塞给读 者。她要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真正走进小说里，同她一起品味主人公生活的甘苦，内心世界的奥妙。那是一个黑人女孩在一个充满丑陋、歧视、欺凌的世界中，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蓝色眼眸”的诱惑下，对美丽人生的梦幻。在她身上，能够看到托妮·莫里森成熟塑造的“苏拉”（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苏拉》的主人公）的影子。

莫里森的作品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因素。《所罗门之歌》之歌中，派特拉平坦、没有肚脐眼的腹部；戴德一世的鬼魂；奶娃与神话小说中寻宝人经历相似的自我发现之旅；取材于黑奴传说的“飞回非洲的黑人”；《柏油娃》中来自非洲的“柏油夫人”这些超现实因素及黑人传说和神话，为莫里森的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和魔幻色彩。莫里森的语言吸取了黑人口头文学的传统，看似简单却幽默，机智。那是经过精雕细琢之后又不留痕迹的文学语言。她的作品还随处可见色彩和音乐的意想，语言的美感更是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