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

丁颖，1888年（光绪十四年）11月25日生于广东省高 州县（原茂名县）谢鸡镇石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丁林泰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决心借债送子上学。为此，丁颖成了丁家的第一个读书人。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丁颖自私塾童蒙书馆考上县城的“洋学堂”——高州中学。入学后，他参加了“新高学社”，曾不时议论时政，立志“科学救国”。

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一年，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1912年（民国元年）9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日语，1914年（民国三年）6月曾一度回国，后又于9月考取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继续学习。1919年（民国八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东京留学生为声援中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不思久留，加之那时家境拮据，乃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改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此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不深造就难以实现“科学救国”之夙愿，遂于1921年（民国十年）4月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1924年（民国十三年）获学士学位，时年36岁。为了出国深造，他前后奋斗了11年。

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授。1927年（民国十六年）他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积蓄补充经费之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经费困难，先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州市梅县区）、北江（韶关市曲江区）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做出贡献。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日军侵入广州，中山大学西迁云南，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稻种和甘薯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方酝酿再次迁校到海南岛时，丁颖为了维护教育事业和国家财产便毅然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护校行列，反对迁校，并不顾身家安危出面保释为此而被捕的同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丁颖受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农学院院长，并当选为广东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45—1950年，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1956年，在他6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华南农学院院长。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

嗣后，由于组织决定，他才无可奈何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连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想见一面也未能如愿。回京后，在尚未取得医院病检结果的情况下，又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当时，他病情急剧恶化，用枕头压住肝痛部位，浑身冒汗，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之后，才从济南被护运回北京医院。经确诊为肝癌晚期，1964年10月14日病逝于北京。

运用生态学观点对稻种的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将中国稻作区域划分为地域分明、种性清楚的6个稻作带，并指出温度是决定稻作分布的最主要生态因子指标，对指导生产有重要作用在国际上首次将野生稻抗御恶劣环境的种质转育到栽培稻种中，育成的“中山1号”在生产上应用达半个世纪选育水稻优良品种60多个，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品种选育、良种繁育和品种提纯复壮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丁颖教授毕生从事水稻研究工作。1926年在广州郊区发现野生稻，1933年发表了《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论证了中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

1927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稻作试验基地──中山大学南路稻作育种场，随后陆续建立 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水沙田、东江、韩江三个试验分场，在粟源堡期间又创建北江稻作试验场和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殖场，先后用农家良种提纯复壮法育成优良品种84个和用杂交育种法育成新品种26个。

他长期运用生态学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稻种分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进行水稻杂交育种研究。1933年选育的“中山一号”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质与栽培稻育种工作的成功尝试。1936年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曾引起东亚稻作学界极大关注。他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应用，对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作出了贡献。他还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开展品种选育和繁种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丁颖教授一生撰写了140多篇水稻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已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其中《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 《 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荣获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代表作：《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1933）、《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1936）、《水稻纯系育种法的研讨》（1944）、《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1957）、《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条件反应特性研究》，《中国水稻栽培学》等。

丁颖办农业教育，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教师和科技人才。他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任人唯贤。华南农学院是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广西大学农学院（部分）共同组成的。在他的领导下，三校师生不分彼此，融洽相处，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逐年提高。这是他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成功范例，也使同行晚辈深受感召。“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经常对师生进行教育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的言传身教，对青年学生巩固专业思想，树立深入基层、艰苦朴素、踏实工作的作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数十年的科研路上，他身体力行地体现着矢志为民、务实求真、身教以德、敬业乐群的精神，并实现了自己“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的誓言，无愧为蜚声国内外农业科技界的“中国稻作之父”。（中国农科院评）

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周恩来评）

丁颖还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广东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他曾先后代表国家赴苏联、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缅甸等国考察和进行学术交流。1957年他主持有中、苏、越3国学者参加的武汉水稻科学技术会议；1964年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他曾受聘为柏林民主德国农业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

《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水稻分蘖、幼穗发育的研究》荣获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200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在华南农学院工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到他家去拜访，征询发展广东农业生产的意见，见他生活简陋，提出要为他另建新居，以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坚决谢绝。解放前他的女儿希望考上公立中学以减轻家庭负担，该校校长是他的学生，但他就是不答应写介绍信。建国后另一个女儿报考华南农学院，差2分未上录取分数线，他坚持一视同仁，不予特殊照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送两个女儿参军。

丁颖一贯生活朴素，勤俭节约。抗战期间以红米营养价值高、萝卜干维生素含量丰富为由，教诲孩子们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每当桌上丢落饭粒，就成为他们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育话题。他爱惜公物已成习惯，在实验地发现丢下一把镰刀、一根麻绳都要一一拾起来送仓库，甚至连一些旧纸、信封也要收拾起来再用。中山大学迁校到粤北期间，他是农学院院长，经常夹着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之间的山区。一次遭到土匪拦路打劫，广东省政府为此给他赔偿损失，他分文不留，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匪徒亦受感动，自觉把抢劫之衣物附上道歉信寄还给他。1948年，后辈集款购买一只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祝他60岁诞辰，他一直使用到1964年去世，成为他身上贵重的遗物。

丁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毕生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57年才最后定稿。“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一文也是经过10次修改后交稿，连校对工作他也不假手于人。

在大跃进浮夸成风的年代里，他不随波逐流，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认为搞一亩、几分地的探索是允许的，大面积搞得慎重考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切勿忘记农民的地皮是连着肚皮的。他经常教育后辈，要取得科学成就，必须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材料。1963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依然不顾年迈体衰，坚持赤足下田，体察雪水灌溉对稻根生育的影响。

广州的农林下路已成为市内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或许会偶然想想这条路名的来由，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处商铺林立的闹市中心旺地会与“农”、“林”有什么联系。

20世纪的20年代，这里属广州东郊，如今农林路、犀牛路西侧石马岗有一所名叫“广东农林试验场”的学校，后来改名“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而以东则有个“第一农场”，是连片的田野、树林和沼泽。

丁颖1924年回国后，经学者黄枯桐的介绍，进入“农专”任教。同年11月它改称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丁颖任农艺系的教授。而不久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再改名台湾中山大学。

丁颖便是在这片土地最先开始他的农学家之路，他与青年教师谢申在这里辟出了一块一亩多的试验田，进行水稻的肥效等试验。1926年，丁颖在犀牛路末端的一个水塘里发现了一棵野生水稻，开启了他研究中国水稻起源的兴趣，他把这棵命名为“犀牛尾”的野稻种子收获播种观察，并与栽培稻杂交，经8年的反复筛选后育成以校名命名的“中山一号”，创下了世界上第一个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成功先例。

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大会和丁颖学术讨论会。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丁颖科学基金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首次用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丁颖科技奖”，华南农业大学修建了“丁颖教授纪念室”和丁颖塑像。

丁颖（半身）铜像一座安放于华南农业大学校史展览馆三楼丁颖纪念馆，一座安放于广州白云山和黄神农草堂中医药博物馆。

丁颖纪念馆是学校为纪念丁颖院士，在百年校庆前专门装修设立的。此外，华南农业大学为继承和发扬丁颖精神，多次举行丁颖教授逝世纪念活动和学术报告会，专门设立了丁颖科学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