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立

1935年8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

1955年—1956年，担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助教。

1956年—1960年，就读于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生，导师C.A.列别杰夫院士，并获得CANDIDATE学位（苏联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签有协议，苏联科学院的这一学位等同于美国PhD（哲学博士）学位）。

196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和计算机系工作，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清华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

1961年，担任清华研制电子管计算机911的运控组组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三立没有卷入清华当时激烈的两派“文攻武卫”，而是基本上在“抓革命，促生产”。

1972年，负责研制一台以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为主要元件的724计算机系统。

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

1986年—2003年，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成员、召集人。

1988年，兼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院长。

1995年—2000年，担任国家攀登计划B“高性能计算机”项目首席科学家。

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0年，负责在上海大学研制成功220个处理机的集群式系统“自强2000”。

2003年8月，为深圳大学研制共有256个CPU、峰值速度达1.5万亿次的“深超21C”超级计算机。

2004年，领导的研究组和惠普公司合作，在上海大学完成一台共有352个CPU、峰值速度达2万亿次以上的超级计算机“上大自强3000”。

人物去世

2022年4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李三立于1956年起从事计算机，曾负责研制过中国电子管、晶体管、LSI和VLSI四代计算机，其中的724机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各大学中用于国家尖端科技的规模最大的计算机；用于加工重要部件的光栅数控计算机102机，使精密加工效率提高几十倍，并使中国在该领域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首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在微机体系结构、局部网络、RISC和指令级并行处理研究领域作出很多工作。他还负责研制的超级计算机中，有两台都进入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榜—“深超—21C”（2003年，146位）和“自强3000”（2004年，126位）。

根据2021年1月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李三立发表著译作12本和论文100多篇。

1960年底李三立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开设当时比较先进的《晶体管脉冲技术》《固体器件原理》等教学课程。

截至2016年11月，李三立先后培养博士30余人，硕士30余人。

委派去苏联

1956年春夏之交，正值中国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开始实施12年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把发展中国计算机事业作为4项紧要任务之一。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首次向苏联科学院派出了第一批108位研究生。作为受派者之一的李三立，8月中旬接到通知，未及学习俄语，就于9月2日踏上开往苏联的火车去莫斯科。

他被分到苏联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全名为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当研究生，参与计算机研究工作。

他的导师C.A.列别杰夫院士、该研究所所长，是当时苏联在计算机领域中唯一的院士。在研究所当研究生，没有上课，马上就开始做计算机研究工作。

苏联学习过程

列别杰夫院士身材矮小，待人和气，对中国学生很热情。当时，该研究所负有援华任务，在中国科学院刚成立的计算技术研究所内，帮助中国研制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按照苏联的BEISM机型）。

列别杰夫院士非常忙，他还兼任苏联计算机工厂的总工程师等职务，手头的研究生数量也很多，所以对于中国来的3个研究生根本照顾不上。起初，列别杰夫院士曾希望李三立研究“晶体管磁心逻辑电路”课题，当时李三立认为这个题目太偏重于电路分析，和计算机系统相距太远，表示了一点异议。

从此，这位导师再也没有和他谈“研究题目”。后来，他在研究室里自己选了一个题目：“晶体管快速并行微分分析器的研究”。当时，结型高速晶体管正式产品问世不久，并行处理更是世界上刚开始研究的新领域，研究的人数与单位均不多，可据以检索的论文也很少。

“初生犊，不怕虎”的李三立，就这么开始了他的“并行处理”研究进程。在这项研究工作中，多个并行微分分析器要并行工作，但在每个微分分析器内部还是采用按串行存储原理工作的方案。因为当时还没有小规模集成电路，要用晶体管做一个32位的寄存器，体积就很大。所以他决定用延迟线来串行存储数据。

但是，由于工作频率要达到10MHz，他只能选用宽频带的同轴延迟电缆实现32位寄存器存储。这项研究工作过去没有先例，要解决很多新的技术问题。最后，他做出了一个“并行微分分析器”的工作模型，可以解决一些简单的微分分析问题。

1960年12月底，李三立完成了论文答辩，获得了苏联科学院颁发的CANDIDATE学位。此后苏联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签有协议，苏联科学院的这一学位等同于美国PhD（哲学博士）学位。

回清华担任讲师

李三立在1960年底回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担任讲师。除要立即开出当时比较先进的“晶体管脉冲技术”、“固体器件原理”等教学课程外，还先后参与了电子管、晶体管、小规模集成电路和VLSI等四代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从这些工作中，他深深体会到：由于计算机是一个大电子系统，它的研制成功关键在于对很多细致工作都要严格要求，重在实践。

举例来说，李三立回国后马上在1961年担任清华研制电子管计算机911的运控组组长。911是当时中国较早研制的三台大型电子管计算机中的一台，是在学习中国科学院104电子管计算机基础上设计的，但已采用了较先进的单地址指令系统。

911是由很多插件组成的，每个触发器就是一个插件，可见规模大而复杂。911是在1958年着手设计与装配的，当时大量在校学生参加了此项工作。系统装好以后，调试的稳定性总不能过关。李三立在运控组实际调研中，发现插件都没有参数测试数据记录与档案，还存在电子管有时爆裂和控制设备信号不灵等不可靠因素。

当时，他安排先做一个四维的运控模型来验证其可靠性；同时把所有运控插件的参数都测量出来，并建立档案，从中筛选出可靠的插件；做好电子管的老化工作，确保不可靠的电子管在上机以前就先行淘汰。另外，还从校外请了一位八级焊接师傅来检查控制台设备的虚焊点，发现了200多个虚焊点。

这样的控制台如何能工作？经过整个研制队伍的集体努力，911终于能稳定计算应用题目。这一经历再一次使他深切感到：计算机研制必须严格有序，脚踏实地才能解决问题，空谈是没用的。

文革期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三立没有卷入清华当时激烈的两派“文攻武卫”，而是基本上在“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已接手负责五机部的一项科研任务，即为加工国防产品重要部件“劈锥”的光栅控制数控铣床计算机系统。这是一台晶体管与小规模集成电路混合的计算机数控系统，后称102机系统。“劈锥”是当时自动战术武器，如自动火炮、轰炸机投弹航空瞄准仪等所必不可缺的部件。

实际上“劈锥”是一个三维的复杂形体，约由15000个加工点组成。每个点上存储了在“风速、距离、高度”等各种具体条件下的弹道轨迹的修正值，使炮弹或炸弹在射出后能自行修正轨迹偏差，以击中目标。过去，五机部工厂在加工这种具有约15000个加工点的“劈锥”时，全靠手工操作，即使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加工速度也很慢，成品率很低。采用了102机以后，完全用计算机控制加工，功效大为提高，解决了国防常规武器供应的瓶颈问题。

五机部给出的证明信中说：“比原先坐标镗床加工提高工效10倍以上，成品率由20%～30%提高到98%。这是国内第一台自行研制投入应用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数控铣床，使中国成为研制和应用数控机床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

负责研制计算机系统

1972年李三立负责研制一台以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为主要元件的724计算机系统。这是一台实时监控中国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和卫星发射的较大规模的计算机系统。这台计算机从研制集成电路开始，到印刷电路板、磁心存储器研制和半固定磁杆存储器绕制，都是研制组自己干的。

724机规模较大，印刷电路板就有400多块，连外围设备在内共有10来个机柜，当时的机房有300～400m2。由于此724机是在发射基地实时监控弹道导弹发射的，所以要求的可靠性大大超过民用机。经过系统正确性和可靠性测试和验收，任务在1974底全部完成。在整个研制的过程中，李三立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午夜一二点钟才睡觉。

在全机联合稳定性调试时，最长的一次，他72小时连续在机房工作，出机房后，即头晕呕吐。后来，连装运到西北基地所需的装箱用的6立方米木材，都是他亲自去后勤部领取，装运回清华，并去工厂加工成装机柜的木板。1975年，724计算机发运到发射基地。

该计算机在以后执行导弹和卫星发射任务时，次次“均获圆满成功”，“做到万无一失”。国防科工委有关部门来信说，该任务研制组“做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保证了计算机的质量”。部队使用人员说：“很皮实，经折腾”。

后来，他唯一觉得心中内疚的是：1972～1974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他爱人胃溃疡发展的时期，因他被724机任务压得太紧，天天工作到午夜，不能抽出很多时间陪爱人到较好的医院去看胃病，结果1975年初他爱人胃大出血，不久被诊断是“胃溃疡恶变”。

经过6年多的陪伴和治疗，最后于1981年离世。李三立懊悔没有时间多去较好医院诊断，未能及时开刀切除胃溃疡。他在很多场合下，深切悼念他的爱人。

在高性能计算机方面

2000年李三立负责在上海大学研制成功220个处理机的集群式系统“自强2000”，当时是中国民用领域中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获当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3年8月，他为深圳大学研制共有256个CPU、峰值速度达1.5万亿次的“深超21C”超级计算机，当时是全国所有大学中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完成系统测量LINPACK值并向国际组织TOP500上报时，其LINPACK测量值达TOP500的第89位（11月23日第23次TOP500公布的表上列第163位，超过中国台湾整个地区和俄罗斯全国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万亿次“深超-21C”超级计算机在2003年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获2004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个“智能工资管理系统”被评为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李三立领导的研究组和惠普公司合作，在上海大学完成一台共有352个CPU、峰值速度达2万亿次以上的超级计算机“上大自强3000”，在2004年世界第24次TOP500的表上列第126名。

现在，在世界权威性的、反映各个国家实力的TOP500排名榜中，同时列有两台李三立主持研制的超级计算机。这对于一个计算机学者来说是不容易的，也是对他从事计算机近50年努力的一种肯定。

在网格方面

上海市教委领导采纳了他的关于在上海高校建设网格的建议，并将这个建议扩展为上海高校E研究院，李三立被委任为“上海高校网格”E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总负责该网格三年计划的实施。

李三立制定了“一个平台、几个节点、三项应用驱动”的实施方案。其平台为网格中间件；节点中一个就是“上大自强3000”超级计算机；三项应用为：医学网格应用、机械制造网格应用和计算密集型应用。其中，跨学科的“医学网格应用”已在2004年底初步实现应用。

目前研究方向：高性能计算、网格计算、视频流媒体技术/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 Grid Computing, Streaming Media Technology

李三立在清华大学执教已近50年，兼任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达二十余年之久。他献身于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他培养的32位博士生和诸多硕士生，其中很多人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他从1986年起就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计算机学科评审组”成员，1991年开始成为该评审组召集人之一，直到2003年才因年龄关系退出。

17年来，他对于推进全国博士生培养质量和研究生教学课程的完善与提高，贡献了力量。李三立是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副主编，兼《计算机体系结构》分支主编。这本权威性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百科全书》汇集了全国几百位知名的计算机专家来撰写条目，第一版于1998年出版，对全国影响较大；其第二版在2005年出版。李三立还是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的初创者。

80年代教育部接受爱国侨胞的一笔捐款，其中要用于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教育部有关部门领导委托李三立和另一位北京大学教授负责此项计划的技术指导。他们先后在全国安排了两批中学开展“计算机教育”试点，并为其配置了计算机设备。

1984年正好邓小平参观了他们安排试点的一个中学，并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从此，全国的中小学计算机教育在各级政府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

李三立迄今还是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李三立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是IEEE学会北京分部的94/95届副主席和95/96届主席。他目前是中国电子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

曾7次（1984～1997年）连续当选为欧洲计算机协会（EUROMICRO）的执行理事（Board Director），是该知名度较高的欧洲学会理事会中唯一的中国籍学人。

此外，他曾连续三届被聘请为上海市信息化领导小组的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首席专家顾问，并且是深圳市、苏州市、杭州市的信息化顾问，为这些城市的信息化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