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

1864年（同治三年）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国爱乡思想、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磨炼，“幼负大志”，渴望报效国家民族。这一切对他日后的事业以及人生道路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六七岁即能吟读、属对。14岁时赴台南应童子试，获全台第一，受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连称“奇童”，特赠“东宁才子”印一方，由此闻名全台。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入台湾兵备道唐景崧幕府，帖拜唐为师，对台湾风雨飘摇的局势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888年（光绪十四年）参加乡试，中试为举人。

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赴京参加会试进士，中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此时丘逢甲年仅26岁，但他却无意仕途，辞归故乡，专意养士讲学，任台南崇文书院主讲，同时兼任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主讲。1892年（光绪十八年），《台湾通志》总局正式开设，丘逢甲被聘为采访师，负责采访、补辑乡土故实，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了解社会民情。这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中，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他慨叹道：“风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孤岛十年民力尽，边疆千里将材难。”他预感到一场大的动荡即将到来，自己虽隐身山林，专心教读，但渴求报效国家之情却炽热而强烈。在他的书屋中，自书中堂“且看鹰翅出云时”，以明心志，时刻准备报效国家。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预见到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自己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费，并动员亲属入伍。不久，160营（实际上经训练的只有30余营）义军成立，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又称义军大将军）。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丘逢甲悲愤交加，当即刺血上书，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刺指血书“拒倭守土”四字，率全台绅民上书反对割台，表示要与桑梓之地共存亡，清廷不纳。丘逢甲见无可挽回，遂倡议台湾自立为民主之国，率台民领衔电奏十六字：“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亲草宪法，以蓝地黄虎为国旗，“永清”为年号。5月25日建“台湾民主国”，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此后他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呼吁电，要求废约抗战。清政府不但置台湾领土和几百万同胞于不顾，而且急诏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志士，与日军展开抗战。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后，台北、台南和台中的防务分别由唐景崧、刘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栋负责。由于唐平时放纵部下，纪律松散，无心抗战，一与日军交手，便节节败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装逃离台北，台北被日军轻易占领。消息传来，丘逢甲急举义军赴台北增援，途中得知台北已沦陷，唐已内渡，气愤至极。日军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终因“饷尽弹尽，死伤过重”而撤退。许多义军将领同时也是丘逢甲的弟子，如姜绍祖（“敢”字营统领）、丘国霖（“诚”字营统领）、徐骧（“捷”字营统领）、吴汤光等，都英勇献身。

同年秋失败后离台内渡，定居镇平，往来潮、汕、广州之间，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会晤。7月27日抵泉州。七月回祖籍镇平定居。为表示不忘光复台湾素志，为其子丘琮定别号“念台”，将房舍定为“念台精舍”。后顺应时代潮流，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掩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致力于兴办学校，推行新学，培植人才。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民国成立，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

1912年（光绪二十八年）初扶病南归，随即病故。他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箭竹顶茶场策划“黄冈起义”行动计划期间，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墨宝，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这次子渊公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丘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迁善楼，光绪戊申夏月，丘逢甲书）

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冲击却堪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相媲美。正如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所言：“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1904年（光绪三十年）春节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间，特地以何子渊的字“东汉”为据，为子渊先生题下“光汉茶庄”和“渊庐”“顺裕庐”等多幅墨宝。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5月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萧惠长、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石马“顺裕庐”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后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丘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任潮州韩山书院山长，后又在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创办潮州“同文书院”。翌年由广东当局派赴南洋调查侨情，历游越南、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向侨胞筹募办学经费。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迁同文书院于汕头，改为岭东同文学堂，自任监督（校长），开设格致、化学、生理卫生、经学、史学、算学等课程，聘清日本学者熊泽担任日文教学。同文学堂是广东第一所新式学堂，广泛传播了西方文明和改革思潮，培养学生千余人，后来大多参加了同盟会。此外，他还创办了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镇平县立中学堂。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旋败。当局查知谘议局人员参与策划者有陈炯明、邹鲁，持名单见丘，要拘捕二人，经他力保始无事。同年，与陈炯明在谘议局力倡禁赌，为受赌商贿赂的部分议员所否决，遂发动社会大众展开斗争，卒使广东当局下禁赌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任广州府中学堂监督，嗣又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

1909年9月当选广东谘议局议员，继又被举为副议长。同年受聘为两广总督公署议绅及两广方言学堂监督，与陈炯明等同盟会骨干时相往还，同情革命。时同盟会正筹划广州新军起义，计划成功后由丘逢甲、陈炯明分任正、副民政长官。

1911年9月广东光复，丘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十月代表广东赴南京出席独立各省组建临时政府会议。

1912年1月因肺病转剧南返，至潮州，接到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之电。2月25日病逝于镇平。

丘逢甲少有诗名，内渡前所作已多，但代表其诗歌思想、艺术成就的，是内渡后的作品。这部分诗约1700多首，以怀念台湾和感愤时事之作最为突出。《山村即目》《秋怀》《纪梦二首》《百字令》《竹枝词》《离台诗》《天涯》《元夕无月》《愁云》《春愁》《往事》《送颂臣之台湾》《夏夜与季平肖氏台听涛追话旧事作》和前后《秋怀》等，倾诉台湾沦亡的悲愤，抒写思念故园的愁情和恢复失土的壮志。《香港书感》《海军衙门歌》《闻胶州事书感》《汕头海关歌》《答敬南见赠次原韵》（其三）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和掠夺，谴责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要求变革图强，“诛秦”除暴。这些诗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内容，体现了丘逢甲“重开诗史作雄谈”（《论诗次铁庐韵》）的创作特点。

此外，他的怀古、纪游诗，表彰前贤，刻画山川，往往寄托了忧时济世的怀抱。在艺术风格上，抒怀感时之作悲凉激越，写景小诗清新爽秀，叙事之作酣畅淋漓。在形式上，颇为放恣，不为格律所拘，语言圆熟流畅，好用俗语新词。所作以七律、七绝及七古居多。在风格卑靡、崇尚拟古的晚清诗坛上，丘逢甲的爱国诗篇，气壮而志奋、情真而意切，“震动一时”（江瑔《丘仓海传》）。梁启超称他为“诗界革命之巨子”（《饮冰室诗话》），黄遵宪说“此君诗真天下健者也”（《与梁启超书》）。唯其诗骋笔而书，不免有题意乃至语言雷同的缺陷，表现上也较率直而少含蓄。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对这种豪放激越、震撼人心的诗风同样有很高的评价，并称丘逢甲为“诗界革命一巨子”。

诗集主要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钞》等。《柏庄诗草》为内渡前作品，作者原以为毁于战火，后人亦长期未见。

1979年始被发现今由丘氏后人收藏，有手稿影印本传世。《岭云海日楼诗钞》12卷，为其弟丘瑞甲从遗稿选辑编年，均为内渡后所作。

1913年粤东编译公司刊印。

1936年中山大学出版《诗钞》13卷本，系将原书第5卷“己亥稿上、下”分为2卷，又另辑“选外集”1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本，即以此为底本。

198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云海日楼抄》12卷，附《选外集》《选外集补遗》《柏庄诗草》《其他诗作》，为现行丘诗的最足本。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是丘逢甲之子丘琮据《诗钞》12卷本所选，增入《离台诗》等作品。

虽然在潮汕地区任教的时间不长，但他扬弃旧式以时务、策论、诗、古文辞课士，摒弃八股试帖，创办当时粤东潮属各县独一无二的新式学堂，开创了潮汕近代新学的先声。

丘逢甲逝世后，台湾有以其名字命名的逢甲大学、台中逢甲路、逢甲夜市、台北丘逢甲纪念亭等以示纪念。广东蕉岭也有逢甲路、丘逢甲故居、丘逢甲纪念亭等以示纪念。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展示有丘逢甲抗日保台的事迹以及邱氏家族捐赠的丘逢甲遗物。广州也正在筹建丘逢甲纪念馆、丘逢甲纪念广场等。

2016年6月中国台湾向美国购买二艘佩里级护卫舰，派员赴美接舰，规划，未来两艘护卫舰将命名为“铭传”与“逢甲”，纪念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与抗日名将丘逢甲。

丘逢甲少年得志，却弃官返台从事教育工作；已未割台时，他首倡独立抗日；内渡大陆后则献身推广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元气。终其一生始终对国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丘逢甲的诗文曾获得诸多学者高度的评价：钱仲联曾评其《岭云海日楼诗钞》曰“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裂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柳亚子谓“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梁启超则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天下健者”。

1895年反割台运动（反割台斗争）期间，丘逢甲虽首先刺血上书反对割台，尔后却提前内渡，其前后言行不一，实际表现未尽理想，使后人稍有微词。连雅堂（连横）在《台湾通史》便作总评为“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丘氏内渡之际，有谓其挟带巨额公款而，但因无实据，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迄今仍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