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安

1858年10月27日出生，清末民初外交家、教育家。14岁时成为第二批留美幼童，留学美国，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曾任上海约翰书院(即后来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席，上海《南方报》编辑、主笔。后入清政府外务部为司员、候补主事、主事。两次出任国际禁烟会议中国代表团代表。参与“庚款留美”事业的筹划，历任外交部、学部属“游美学务处”会办，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是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主要兴办人之一。

19世纪70年代初，在家乡读私塾，经族叔唐廷枢举荐，以第36名排序与梁敦彦、詹天佑、容揆、唐绍仪、梁如浩、刘玉麟、梁丕旭（即梁晟）等120人，入选为清政府公派留美幼童生，于1873年第二批赴美。

他先入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新不列颠中学，6年后毕业，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后因清政府中止留学政策，学业未竟提前回国。

1881年回国后，曾到开平煤矿、京奉铁路等处工作，后来到上海梵王渡约翰书院任主讲，还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会董。

1905年和颜惠庆二人为上海《南方报》开辟英文版，面向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所写的社评，敢于对时弊直言正论。《南方报》英文版一时被人誉为“用英文自办日报的先驱，保障国权的楷模”。

1907年入京任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

1908年秋作为译员随清政府军机大臣毓朗、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前往厦门，迎接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访。在厦门期间，曾接待当地菲律宾华侨代表，倾听他们对入菲备受刁难，回国探亲期限过短的申诉。随即带领华侨代表向毓朗禀报；次日，又陪毓朗去鼓浪屿向美国领事进行交涉，问题很快得到合理解决，华侨驰函致谢。

1909年2月由中美两国发起的、有13国代表参加的首届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召开。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专员代表（正代表），代表团由两江总督端方率领。在会上流畅地回答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还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递交4条提案。在最后一天会上，和美国代表各发表一长篇总结性禁烟演说。

1904年起驻美公使梁晟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已就“庚款办学”问题进行了多年谈判。

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了传教士斯密斯、大学校长詹姆士关于“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拟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入外务部后，与唐绍仪、周自齐、颜惠庆等参与此事的筹划。

1908年中美达成协议，从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5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依此循进，至1940年结束，期限32年。外务尚书梁敦彦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字。根据这一协议，外务部、学部两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游学事宜，以外务部为主导，负责人员由两部选派。留美生、外务部左丞参周自齐兼总办，留日生、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兼会办；另一会办即由外务部的唐国安兼任。范、唐二人均以“中西学问，均属精通，堪以派充该处会办”为由，由两部向宣统皇帝奏准。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头一件事是考选学生，迳派赴美。

1909年8月在北京史家胡同开考，周、范、唐为主考官，报名630人，从中录取47名。

1910年7月第二次在学部开考，录取学生70名。

1911年6月第三次在清华园开考，录取学生63名，另保送幼童生12名。由于考选程序严格，所选学生皆聪颖，基础较好，送美后多学有所成。学务处还用部分庚款退款津贴部分自费留美生，他们多取得学业上的成就。这些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后服务于学术界、教育界、实业界、法政界，多为专业硕彦，社会栋梁。其中尤可称道的是：梅贻琦后来掌管清华大学，蒋梦麟、胡适掌管北京大学，竺可桢掌管浙江大学，邹秉文掌管东南大学，胡敦复掌管大同大学，并且，大批有成就的留学生回国任教。他们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推动留学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9月第一批留学生47名放洋。他们从上海乘船远渡太平洋，横跨北美洲，行期20余日，抵达目的地“士皮令飞鲁”（Springfield,今译春田）。和驻美学生监督容揆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分别将他们安排于不同学校就读。还和容揆到各校考察留学生的学习和安置情况，见到“所有教授、管理诸法，均甚相合，诸生皆安心向学”，这才放心，第一批护送成功，为以后护送开了个好头。回国后，由“候补主事”升职为“主事”。为做好留学生赴美前的准备，游美学务处积极筹办肄业馆。馆址选在北京西北郊之王府旧园——清华园。经向宣统皇帝奏准。

1909年冬招标对园内主要建筑工字厅进行修葺，又在其东侧建教学用房、学生宿舍，如清华学堂、同方部礼堂，北侧建洋教习住宅。

1910年年底，竣工。为使教学工作走向正规，经向皇帝奏准，将肄业馆拟办成一所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取名“清华学堂”，实行高、中两科四四制，制定章程，聘请中外教习，着手招收新生。

1911年初唐国安访美。3月，接外务部丞参急电，奉命火速经欧洲回国，主持学堂开办事宜。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成立。周自齐被任命为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为副监督，胡敦复受聘为教务长。由于清华学堂是在清皇室的直接监管下成立的，因此学堂公章镌名（英文）TsingHuaImperialCollege,即“清华帝国学堂”。

1911年8月以后，正当周自齐和唐国安为新学年实施新计划的时候，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清政府把经费拿去发了军饷，不少学生请假回家。学堂只好于11月停课，宣布关闭。12月初，按计划奉派为中国代表团代表，会同国际知名医学专家伍连德博士，随代表团团长梁晟参加了海牙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梁、唐、伍在会上通力合作，不辱使命。

1912年中国发生了巨变。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凯掌权，唐绍仪出任第一届内阁总理，组织内阁。清廷重臣纷纷摇身而变为民国高官。周自齐、范源濂及曾一度代理学务处的颜惠庆已离校。唐国安从海牙归来，学堂里只剩下他一人。按私交，唐国安和唐绍仪既是同乡，是同学，又是同事，还是同宗同辈的叔伯兄弟，要想在内阁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不无可能。但他无意谋官，甘愿留在清华，独自主持校务，积极筹备复校。4月聘周诒春为教务长。5月1日正式复学。他立即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

第一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1912年5月23日，将游美学务处撤销。过去的招生、国内准备、遣派、留学监督等职权，是分别由学务处，学堂、驻美监督处3个部门去操作管理的，现在统统改为归学堂统一操作管理。学堂监督的权力由此加大，上司干预过多的问题也有所解决，这便于学堂工作的开展，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1912年10月17日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外务部任命唐国安为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他们着手总结近年来办学的经验，修订原有的章程。

第三件事，是解决问题。虽说有庚子赔款退款支撑，但草创时期经费常不能按期发放，匮乏危机时常出现，加上袁世凯扣发经费，情况更为严重。

1912年8月已向华俄、华比银行借了20万两银（占全年经费的1/3），逾期未能偿还。唐国安为此四处奔走，吁请上级支持解决。

1913年7月15日在病榻上给外务部写报告，说明这笔退款和清华的关系，强调专款只能专用，不应将此项退款列为国家常规收入而随意挪用。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第四件事，是为谋图的长远发展作好规划。唐国安抓住有利时机，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第一次在1913年春，请政府将清华园西邻之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接着，为解决园内水系畅流问题，再次请政府将近春园西邻之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不幸的是此时唐国安已去世。这两次扩充共增地480亩，使清华园在原有450亩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加上先前购进的周边地约200亩，学校已拥有近1200亩之校园。

第五件事，为清华选定继任人。1913年春，唐国安发现自己患心脏病。发病3次，他仍勉力支撑，但病情日益加剧。8月21日毅然向外务部递交“自请免官”报告，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正式推荐当时正护送留学生赴美的周诒春为继任校长。8月22日下午，心脏病猝发与世长辞。他是清华第一位死于任上的校长。以后事实证明，周诒春果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许多基础建设。后人常说的清华“唐、周校长”时期，即指这段清华早期的工作。

唐国安故居位于唐家湾镇鸡山村中部的凤阳里，由唐国安之父唐涛福于1872年所建，青砖土木结构，瓦顶平房，背山向北，面积约40平方米。同时建成的还有与该屋相连的唐涛福二哥的房屋，两房的建筑风格、布局和内部设计基本相同。1858年唐国安出生在这里。

唐国安故居作为唐家湾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受当时经济条件所限，故居的房屋规模及质量都颇低，1976年重修时，外部装饰全毁，内部格局亦遭改变，目前地面、墙体、屋面、门窗均损坏严重，破旧不堪。而且，地基沉降，墙体开裂、渗水，承重屋架桁条霉变，部分开裂、虫蛀，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从整体环境来看，故居是淹没在一片新旧杂陈的民宅中最破旧、最低矮的一排三间连壁老屋中的一间，空间极为狭促。可以说，除主体结构尚存外，故居建筑特色消失殆尽，仅有墙上挂着一块题为“唐国安故居”的陈旧木牌记载着这段历史。

唐国安纪念馆的文物征集和唐国安生平常设展的布展工作早在一年前已经启动，近日大部分文物已经抵珠。这批文物分别来自清华大学校史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香港基督教青年会、香港浸会大学等地。

《申报》：“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

《字林西报》：“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

陈鹤琴：“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

唐国安一生，以其渊博的知识，致力于新闻、外交和教育工作，极具开拓性。晚年主持游美学务和清华工作，他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日后清华发展成为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被称为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的承前启后之人，可谓是当之无愧。

唐国安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间，晚年身为政府官员，却很少有官气。他一贯忠于职守，思想开明，爱护学生，深受师生们的爱戴与尊敬。

唐国安去世后，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前来吊唁的人很多，外国朋友不少，他们都躬身临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