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人物简介编辑本段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汉族,安徽歙
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文学系,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1946年7月25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患脑溢血去世。
生平经历编辑本段
早年经历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出生于中国安徽歙县。1906年,15岁就读内地会传教士唐俊贤在歙县小北街兴办的崇一学堂,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909年,陶行知考入美以美会在南京所办的汇文书院博习馆(即预科)。次年,汇文书院合并宏育书院更名金陵大学,从汇文书院预科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曾任《金陵光》中文版主笔。1914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为《共和精义》。全家从歙县迁南京,与汪纯宜结婚。
1914年,陶行知赴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次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其间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教育生涯
1917年8月,陶行知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之聘,提前回国,在南京高师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史、教育心理等。1918年3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5月,南京高师成立教育专修科,任教育科主任。1919年,与刘伯明等组织南京学界联合会筹备会,同年当选为会长;作为南京高师代表参与新教育改进社、《新教育》月刊。1919年2月,发表《教学合一》,同年在南京高师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4月,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率先提出创造精神的教育思想。1920年夏,在南高师举办第一次暑期学校,为中国高等学校开办暑期学校之始。1921年,参加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11月,从事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国新学制”起草工作。
1922年2月,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同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机关刊物《新教育》主编,并发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1923年7月,致函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1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代理校长刘伯明,辞别东南大学,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被安徽旅宁同乡会、同学会所办南京安徽公学推为校长。先后谢绝被聘任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的邀请,专事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1926年,在其创办的明陵小学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乡村教育联合研究会上,宣读《我们的信条》,提倡“生活教育”。1927年,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查封。逃往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国,在上海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
1933年,他与厉麟似、杨亮功等来自政学两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
1939年,陶行知在陪都重庆创办育才学校。1946年1月,创办重庆社会大学;4月,筹备将育才学校迁沪及筹办上海社会大学。1946年7月25日,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葬于南京晓庄。
主要作品编辑本段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作品《陶校长的演讲》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9册,《自立立人歌》四首中前两首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10册。
《中国教育改造》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 年4月初版本
《斋夫自由谈》
上海《申报》馆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10月初版本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上海大众文化社1936年8月初版本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
生活教育社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
《行知书信》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1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3 年7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前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5年12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三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6年11月初版本
等等
教育思想编辑本段
“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学到老,活到老。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教学做合一”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人物轶事编辑本段
学祖国需要的东西
抗战时期,陶先生为造就民族解放一代新人,在重庆办起了“育才学校”,挑选了不少孤儿入学。有一位女学生是朝鲜抗日战士的孩子,才华初露,先生十分疼爱。但当先生得知她是朝鲜孩子时,就用商量的口吻说:“你还是进社会组,学社会科学吧,好不好?”朝鲜女孩不解地反问:“为什么?我从小喜欢作文,写诗……”先生耐心地开导:“你的祖国现在更需要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经先生一指点,女孩懂了,她仿佛看见战斗在长白山麓的父亲,正向她致意:陶先生是对的……
并非文字游戏
陶先生还是一位乐观、风趣的大众哲学家。凡是和他相处的人,不论童叟都像铁钉遇见磁石一样,被他深深吸引。
据《新华日报》记载,1938年,陶先生宣传抗日,从海外归来,一踏入武汉就去探望保育院的难童。演说开头,便给小朋友们拆了一个字——“春”。先生说:“春”代表着春风奏乐,花儿伴舞,看见“春”也就看见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把“春”字分成三部分看,便是“三”、“人”、“日”,三人为众,就意味着大家联合起来,是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的!你们看,“日”字不在“三”、“人”之下吗?说到这里,孩子们欢呼雀跃,口号不绝。
拒见蒋介石
陶先生的创举早已使反动派骨鲠在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便把触角伸向了晓庄。一天,值日的学生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室,对正在讲课的陶先生说:“蒋介石来了,先生是不是去接一接?”陶先生推了推老式眼镜回答:“你去问问他,是找我有事,还是来参观学校?”说完仍旧继续讲课。一会儿,值日生赶回通报:“蒋介石说是来看看。”陶先生“唔”了一声,略一思索后说:“那……我就不见他了。”蒋介石见这位教书匠居然如此傲慢,耿耿于怀。不久,晓庄被查封,陶先生被通缉,罪名是晓庄通共,有碍风俗。
家庭成员编辑本段
父辈
父亲,陶位朝
母亲,曹翠仂
兄妹
妹妹:陶文之
孩子
长子,陶宏;
次子,陶晓光;
三子,陶刚
妻子
汪纯宜
汪纯宜比陶行知小4岁,三岁时父母双亡,其和陶妹是同学,陶行知和她完婚后便赴美留学。陶行知和汪纯宜一生育有四子:陶宏、陶晓光、陶刚、陶诚。由于陶行知一生尽瘁国事在外奔波,汪纯宜在家不断担扰,担惊受怕,体弱多病,尤其是陶母、陶妹故世后,陶与大儿子在外,一家重担全落在她身上,1936年汪纯宜落病早逝。
吴树琴
1934年,吴树琴在上海认识了陶行知,两人尽管年龄相差20余岁,但很谈得来。吴树琴深为陶行知的革新精神与爱心所感动,对他很是崇敬。大学毕业后,吴树琴放弃留在上海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大药房工作的机会,来到南京北郊吉祥庵的晓庄学校研究所工作,并与陶行知相恋。
1939年12月31日,吴树琴与陶行知在重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邓颖超当时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夫妇俩过去就认识陶行知与吴树琴。邓颖超特地赶到他们举行婚礼的育才学校,还送上一份贺礼,致了贺词。
南京解放后,吴树琴先后被选为南京市妇联副主任和南享市第一至第四届人民代表。1954年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2003年12月,吴树琴在南京病逝,享年88岁。她将受到南京人的尊敬和怀念。
人物语录编辑本段
1、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2、教育是立国之本。
3、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4、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5、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6、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7、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
8、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9、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10、所谓健全人格须包括: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
11、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
12、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
13、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14、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15、破即补,污即洗,劳即谦。乱即理。债即还。病即医。过即改。善即喜。行即思。倦即息。信即复。帐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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